——读杨遥小说集《我们迅速老去》

                        郑润良

许多评论者都注意到70后作家杨遥作品中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将之划入近年热议的“底层文学”作家。对此，我没有异议。但是，杨遥笔下人物的叙事场景——山西小县城的意义或许还没有被人们充分地认识。如果说，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杨遥的老乡）开启了影视文本中的县城叙事，那么，杨遥则以同样的执着发掘县城在小说叙事空间中的独特意义。相较于光鲜亮丽的大都市和贫穷闭塞的乡村，中不溜、四不像的小县城其实更能代表辽阔的乡土中国。各种新旧生活方式、观念、权力关系模式在这里交集。这是一个有着丰富资源、亟待发掘的题材领域。小说集《我们迅速老去》收集了杨遥近年来的几部以县城为叙事背景的短篇小说，凸显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努力和成绩。

小说集《我们迅速老去》中的作品从题材上细分又可分为两类：《膝盖上的硬币》、《我们迅速老去》、《张晓薇，我爱你》、《刺青蝴蝶》等小说带有青春怀旧色彩，叙述八十年代末一群县城少年暗昧的青春；《白袜子》、《放生》、《雁门关》等作品书写贫乏的现实。

70后的读者在杨遥的青春怀旧小说中能够读到很多会心的场景，“80年代末，台球、旱冰、气功、霹雳舞在县城一下热了起来。”但是，与这种热闹场景相对应的还有打群架、社会青年勒索中小学生、早恋、普通城镇青年出路的茫然等。杨遥的叙述无疑带有“自叙传”色彩。作为一个出身普通家庭、从乡镇艰难突围出来的作家，杨遥回望彼时自己置身的粗鄙环境，能够意识到自己幸运的同时也为更多沦入底层的同伴的命运唏嘘不已。《膝盖上的硬币》等作品中都出现了一个魅力四射的美丽少女。作为“我”的梦中情人，这样的少女几乎寄寓了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所有朦胧想象。但最终，这个少女总是选择了乡村流氓式的人物为伴，她的美好形象在我心目中也急剧贬值，让我意识到这种破败的环境并不适合美丽的事物生长。杨遥的书写并不纯粹出于一种怀旧心理，因为很多现实问题在县城这样的地方并没有成为过去时。

在《白袜子》等书写现实的作品中，杨遥展现了他多样的叙述手法。《白袜子》写在机关工作的唐诺感受到的制式生活的压抑和对女上司的性幻想。小说以“白袜子”为核心意象，对人物潜意识的抒写非常成功，令人联想到鲁迅的经典小说《肥皂》。《放生》写了功利化现实中人们的价值迷失与茫然。在机关工作的朱青因为事业不顺、家庭不洽而疲惫不堪。妻子宋缭热衷佛学，但在目睹儿子为了一只风筝受伤后，感觉只有努力赚钱才能为儿子提供保障，每天为了多推销产品应酬晚归。丈夫朱青在职位竞争失败后反而转向佛学，但一次放生活动中小女孩的质问说明他们其实没有找到真正的信仰，只是在寻找一种虚幻的寄托。小说中故意留下诸多叙述空白，耐人寻思。《雁门关》叙述一个职位低微的县城公务员由于家庭生活拮据，迟迟无法满足妻子上雁门关游玩的愿望。这篇小说以散文笔法写就，既书写了底层平民日常生活的辛酸，也有理想与现实对照后的茫然，展现了杨遥小说的多义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