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童庆炳

 

在万里晴空下远行

 

作者：文学报记者傅小平  原载：《文学报》2015年6月19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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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童庆炳先生授课时喜欢穿白衬衫。他曾经的学生、作家迟子建回忆在鲁院听他讲课的情景时说，童老师一袭白衬衫，就像雨后晴空中的白云一样悦人眼目。6月14日晚，他因突发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迟子建发布悼念微博：“童老师选择晴朗的日子远行，是因为他看见上天白云朵朵，为他备下了最美的白衬衫。这样的白衬衫不惹尘埃，永不褪色。”
　　熟悉童庆炳的人都说，他自幼成长于山野，喜欢绿植、红花，他的书房窗前有个十多平方米的小花园。他更喜欢置身自然中。身体尚可时，他每周必徒步去爬香山。6月中旬，北京天气连续晴好，13日雁栖湖游览归来后，他又于14日去爬金山岭长城，但在下山途中心脏病突发。这一次，在他热爱的万里晴空下，他再也没有醒来。
　　所谓“人去留名”。童庆炳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教学与科研生涯中结下的丰硕成果，已为他留下了“永不褪色”的光华。作为当代卓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他撰写发表了论文200多篇，独立著书十余部，由他出任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至今仍是很多高校通用的教材。作为桃李满天下的教授，目前国内文艺理论界的知名学者，包括陶东风、王一川等都曾受教于他。莫言、余华、刘震云、严歌苓、毕淑敏等作家也曾经是他的学生。
　　“评论家不但要对艺术负责，而且要对社会负责”
　　1988年秋，北师大研究生院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童庆炳担任该班辅导员，并教授“创作美学”课程。
　　学生吴子林介绍说，童庆炳上任之初即开始认真准备讲稿，无论是对所讲的题目，还是对具体内容的阐述，他都深入地思考，颇下了一番功夫，讲稿就写了满满五个硬皮笔记本。1989年春开始，童庆炳开始给学生们上“创作美学”课程，每周四节，共十六次，即十六讲。这些授课内容后来经过整理成为专著《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提出并解决了文学创作中一系列问题。
　　童庆炳的授课给作家余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日后他总结道：他们之所以被童庆炳的课所吸引，一则因为他的教学风度。“童老师从来不是强加给我们什么，而是用一种与学生讨论的方式上课。第二点是童老师的学术风格，在我印象里他讲创作美学时，从来不说大话和空话，而是以严谨的逻辑和独特的感受吸引我们。”
　　当然，逃课的情况偶尔也发生，比如作家莫言有一次不请假，回山东高密老家去盖房子，一走就是一个月。鲁迅文学院的老师想开除他，童庆炳安慰他说，不要紧张，“开不开除，北师大说了算。”后来此事得以化解。作为莫言硕士论文指导老师，童庆炳曾建议莫言结合自身的创作写“童年经验与文学创作”，后来莫言将题目改为《超越故乡》，该论文也被童庆炳收藏多年。
　　日后回忆那段经历时，莫言曾说“逃童老师的课”是“一个重大的遗憾”。他坦言：“一般地来说，研究创作美学的书与作家的创作不会发生什么关系，作家更不会用创作美学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当年我之所以逃课大概也是存有这种心理。但在我毕业之后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逐渐地感到当初的认识是肤浅的。作家固然不是在学了创作美学之后才会创作，但一个已经有了一定的创作实践的作家了解一点创作美学，对于他今后的创作肯定是很有帮助的。”
　　在吴子林看来，童庆炳与他的作家学生的关系打破了人们心目中关于理论家与作家关系的模式化理解。童庆炳曾几度倡议，合理地对待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他认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工，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存在谁依靠谁的问题，但是他们合作共同产生了意义，都是发自同一个普遍的时代精神，都是对时代的认识。他还强调说，越是名家的创作就越要对其进行严格的批评，因为他们有广大的读者，影响很大，读者对他们期待很高。“所以评论家不但要对艺术负有责任，而且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真正的文学理论应独立走向自己的未来”
　　即使褪去“文坛教父”的光环，童庆炳凭其在文艺理论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亦足以令后世铭记。换言之，童庆炳之所以能传道，是因为他自己有道。他曾说，只有自己有道，学生才能感到你的爱，才能感受到你的学问不是漂浮在池塘边的草，而是扎根于大地的千百年都摇不动的树。
　　而童庆炳的“得道”，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反思和质疑精神。吴子林曾上过他的“专题研讨课”。他回忆说，童庆炳通常是从古今中外重要的理论书籍中挑出一本，布置好研讨的题目及范畴，让学生精读相关章节，并指定一些阅读的书目和资料；然后每周组织一次研讨课，要求每人的发言不能重复书中的内容，必须谈出自己的体会和理解。“到了研讨课，他自己先讲，再让学生们讨论，其核心是专门挑他所讲内容的毛病或不足，特别鼓励学生们拿自己新编的讲义‘开刀’。”
　　事实上，童庆炳也经常拿自己“开刀”。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研究文艺理论，而对这一领域存在的问题留情面。早年，他就对我国文艺理论界理论脱离实际的现状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对西方理论不加辨别地搬用、套用，甚至用国外的理论条文来“宰割”本国活生生的现实，结果必然是格格不入的。有鉴于此，童庆炳做研究时严格遵循了“中国化”的原则。
　　童庆炳也没有因为执着于理论研究，忘记对社会现实的关切。近年来，他较多思考当代文学艺术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他的研究结论是：我们看世界有自己的独特视角，既要历史进步，也要人文关怀，当两者陷入悖反之时，不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不要在“葡萄园”和“现代矿井”之间进行选择，要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中保持“张力”，这正是作家的诗性生存方式使然。由此，他提出了文学的“人文-张力”说。
　　虽是创立了不少有建设性的，原创性的理论，童庆炳还是不时面对“理论已死”的质疑。对此，他认为，理论创造自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它是对一个事物深层次的、本性之物的理解与把握。文学理论也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它是文学理论家与作家一道面对生活的发言，是在一定现实生存境况下的探索，它有着思想的力量。即便只是面对作品发言，作为“不断运动的美学”，文艺批评也有它独立的价值。“文艺批评的根基既不在政治，也不在创作，而在生活、时代本身。生活、时代既是创作的根基，也是批评的根基。”
　　而对文艺理论面对各种各样的冲击，该如何保持独立品格的思考，更是贯穿了童庆炳的一生。在他看来，文学理论的边缘化，是很正常的事情。文学和文学理论，无需去做什么“时代的风雨表”，“把文艺当成中心是非正常的危险的现象。文学理论边缘化，意味着文学理论和批评将更多回到自身，也将更加学理化、专业化和学科化，并由此不断向深度拓进。真正的文学理论不会与世俗的商业力量同流合污，而是独立走向自己的未来”。
　　“作家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文化和知识的基础”
　　童庆炳珍视学术，即使退休后，仍不懈工作。而他未竟的事业里，实际上还包含了小说创作。学生耿波还记得童庆炳患胃癌后，曾兴致勃勃地谈起自己的晚年计划。“他说，等学术论文编完了，他要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小说创作中。他要写一部穿越小说，一个人在欣赏一幅画时，入神成为了画中人，开始游览画中的斑斓世界。”
　　吴子林回忆说，当年童庆炳之所以敢面对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学员讲“创作美学”，就是因为他自己有创作的体验。而他任职的北师大尤为关注写作培养，且在近年成立了国际写作中心，也未尝没有这样的缘由。在童庆炳看来，大学中文系不应当只是培养学者，还应该培养作家。他认为，我们过去对语言文学的认识是片面的：只搞文学研究，不指导创作，不培养作家。
　　以童庆炳的理解，这种片面的认知，还带来了一部分作家的误判，他们固执地认为作家不需要理论。但实际的情况是，要是作家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文化和知识的基础,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会更加透彻。一个作家只有把自己的理性认识很好地渗透到作品的感性形象中去，思想才会更深刻，意味才会更绵长。童庆炳赞同王蒙当初提出的作家学者化的观点：“如今，作家当中,大学毕业的会越来越多，以后是这一拨人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