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的文学鲜活起来

                                               周明全/文

     与友人聊，颇感当代文学之所以乏善可陈，原因大概首先是在我们的文学里看不到作家鲜活的生活，以及这些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作为作品的内在支撑。作家们把自己的诗性、人性、真情、亲情、甚而是悲情浪漫的生命掩盖了，把自己喜怒哀乐遮蔽了，作家躲在文本背后，读者所看到的，只是他们干瘪的文字，无法触碰到作家的灵魂。我们的作家，如今大都是以考状元的心态在写作，大家都在为这个奖那个奖去写作，重点在重重构建的大部头作品，而不是自己心性的表达，不去揭示自己内心的苦难，不碰触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从文学到文学，没有把文学落实到自己的写作和现实的生活里。前些日子，余秀华的诗歌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她的诗歌和生命贴得很近。“摇摇晃晃的人间”，就是她自己最为真实的生活状态。余秀华在生活中的艰难挣扎，暴露出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她将自己的这种状态写进了诗歌，诗歌因生命的真实而倍加鲜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就是因为有一帮鲜活生动的文学人。如阮籍、嵇康、向秀等一大批文人，他们个性鲜明，文章飘逸，人和文都被后世所喜爱。再比如“三曹”，他们不仅是鲜活的人，他们的诗歌也是鲜活而韵味无穷的。甚至连同他们的生命也都成了文学本身，后来的　《三国演义》　等多种文学题材也都直接取自“三曹”。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被视为现代文学的典范时期，就是因为有鲁迅、林语堂等一大批个性鲜活的文学人的存在。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精彩的故事。文学和人，互为映衬。这样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才会少些误读，给人见文如见人之感。
　　作家和自己作品的关系，是一不是二。法国作家杜拉斯，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风行多年，我们中国也有她很多的粉丝。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她的作品，还有她的生活状态，和她写作的文本惊人的一致；　俄罗斯文学最辉煌的时代，每个作家都是鲜活的……。不是我们当下的作家写不出好的作品，而是我们的作家本身的生命状态就不够鲜活。躲在书斋里，从知识到知识，从文本到文本，和火热的现实生活隔离开来，自我圣化，很难见出作家的真性真情。
　　作家的生存状态和作家的作品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我注意到，有不少批评家说贾平凹的小说阴气很重，也听接触过贾平凹的人说，他的书房陈列着各种各样从坟墓里挖出来的古董，给人看上去像进到古墓一样后背发凉。他自己在文章里也说，他写作，需把所有窗帘拉上，不能见光。前些日子，我读到作家老村的　《痴人说梦》。这样一本能够将作家自己真实生命状态展现出来的作品，居然在众人的阅读中无声无息，让我感到非常吃惊。我不禁要问，这是文学的问题还是读者的问题？我想是不是老村的真实与鲜活触碰到了某些作家的虚饰以至于虚伪的痛处？我知道有些作家、评论家不怎么喜欢老村，是不是因为老村太真实了？我看到当今文坛有这么一种现象，很多作家活得都很“装”，不装、不伪，就没有快感。大家都这么装下去，文学还有救吗？作家的装，是构成作家做人不精彩，做人不精彩导致了文学的不精彩；　文学不精彩，作家的虚伪，又导致了当下批评的虚假无聊。
　　我想，作家还是应该勇敢地站在自己的作品前面，宣示出个人明确的作品风格、风骨和气象，用自己的生活、生命，证明和自己的文学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批评者也是如此，没有真实的，有一说一、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看到好的作品不发言，批评之前先看对自己有没有用处，搞有酬批评、圈子批评，这样的批评不搞更好。我以为，当下的文学批评之所以立不起来，核心是批评者没有发现的眼光。批评总跟着舆论跑，跟着名流跑，几十年不变地只关注那几个作家。这样的文学批评，很不正常。好的批评者应该是发现还未发现者，别人都看不到，你看到了，这就是对批评的贡献。不过这种批评也是得靠批评者的个人眼光，自己首先必须是一个正常的人、鲜活的人，这个要求似乎太低，但问题是现在不少评论家，文章一篇接一篇发，读起来毫无趣味，没有鲜活感，看不到批评家自己的选择，看不到批评家自己的精神取向，甚至看不到批判家个人一丁点儿的喜好和哀乐。这样的批评，只能是沦为自话自说的话语繁殖。李敬泽的批评被很多人追捧，原因就是他的文字很鲜活、感性，这和他自己的生命状态也是很契合的。
　　周作人曾经提倡“人的文学”，其本意，我想大概是要提倡有人味的鲜活的文学。我觉得，文学批评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做人的批评———去关注人、发现人。我以为好的批评就得深入到文本内部、深入到作者的生活以及精神世界当中，与其共同经受心灵和语言的探险与搏斗。我自己这两年倡导做人的批评，并身体力行地去践行。近年来，我主要做“80后”、“70后”批评家的个案研究、访谈，其目的，就是践行自己的批评观。同时，还结合自己在出版社的工作，策划出版了“‘80后’　批评家文丛”、　“　‘70后’　批评家文丛”、《“80后”批评家年选》　等关注年轻人的丛书。当然，这种发现还包括对那些极为优秀，但却被时代有意无意忽视、遮蔽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由此还将自己引向了对“中国小说”这一特定概念的探寻思考上。
　　“中国小说”来自历代文人的叙述实践，可以说与西方文学相对应的，完全是自成体系。不对“中国小说”进行深入研究，就无法恰当地评介当代中国小说，以及它在中国以及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由“中国小说”这一概念进一步思考，我提出“中国好小说”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品质和面貌：一是中国精神、中国气派；　二是中国故事、中国意境；　三是中国风格、中国语言。此后，从小说最基本的故事、人物、语言等八个维度，探讨中国小说的创作。我认为，一部好的中国小说，必须以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去构建，以中国文学的标准和体系去衡量。一个世纪前的“小说界革命”，使中国小说陷入被动模仿的尴尬境遇。时至今日，这种俯视随人的状况，似乎也该止歇了。我想“中国小说”这一概念，不仅是文学的需要，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面对世界的一种精神姿态。而今，我们想要创造出真正的“中国小说”，就必须逐渐摆脱对西方经验的被动依赖，就必须返回到中国经验的“原乡”。好的中国小说，来源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是我们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描述我们自己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的一种极其高级的写作范式。
　　总之，让文学回到我们优秀文化传统的深处，有助于我们文学的深刻和大气，也更有助于我们文学的鲜活。
　　《文学报》，我历来认为是这样一份鲜活、生动的报刊。相信在它的倡导下，我们的文学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