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忘我，或批评的理想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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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者的宿命就是戴着比创作者更多的镣铐驶向无人喝彩的另外终点。在我们呼唤文化氛围、精神消费、社会风气容纳批评、回暖批评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那小小的使命，一切是要用自己的行动去争取的，赢得批评环境的优化，社会有责任，批评者也责无旁贷。

　　理想的批评当然就是要让批评真正回归批评之独立精神、飞扬文采、深邃思想。当评论家就应该梳理文脉、指点优劣、粪土所恶，让自己的文字足以与那些比自己聪明的人所写的作品相比美、共竞赛、同流芳。但回头看看这些年来走过的路、遗撒的墨迹，实在不敢妄谈“理想”了。但为弥补　《文学报》的真诚与厚爱，还是想对自己的同行说几句真心话。
　　同为文字搬运者，与作家相比，批评家先天不具备作家在读者眼中的优势，我们往往从作家冲刺之后的地方开始自己的奔跑，而此时观众已经兴味阑珊了，即使再精彩的跋涉，也不一定会激发起作家与读者“观赏”、喝彩或吐槽的热情。我们注定与孤独相伴随，我们从事的是少数人的事业，我们继绝学、点神灯、开未来，肩住嘲讽的闸门，放明眼人到该到的地方去。因此，长期以来，这种先天不足不仅未曾置我们于死地，相反恰恰激发起了我们不服输、不胆怯、不自弃的精神———虽然私下的沮丧是常有的。我们安慰自己：“头掉了碗大的疤”，马有马途，兔有兔命，业既不同，术有专攻，我们不是社会分工中的“恐龙”。对我们而言，毕竟作品终点的难忘与批评过程的精彩还不是一回事情，无论如何，干一行一定要爱一行，这个德行和底线必须要有。
　　先天不足要靠后天弥补，我满怀信心。我们必须多读、多思、多写，像赛跑者一样，多跑、巧跑、不停跑。
　　偶读孙犁的《耕堂读书记》，里面有一段话让我深思：“史学道德的第一条，就是求实。第二就是忘我。”理想的文学批评，何尝不应该是置“求实”与“忘我”于首位的呢？批评要细读文本，要知人论世，要“求”作品字里行间之“实”，找到作家的呼吸与作品生命之间的关系，这个过程要像孙犁老人说的那样“忘记名利，忘记利害，忘记好恶，忘记私情”。但是我们做得真的不怎么样。
　　我们现在的批评无疑是有些太过圆滑、太过“有我”了、太过不“求实”了，而且我们经历过有太多的见风使舵、看人下菜、人云亦云、文过饰非，而且大家都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搞批评的人写东西，一般主要有这么几种原因：作者所托、报刊约稿、会议发言、出版宣传。搞评论的“睁眼就一屁股债”，后面总有人追着，留给无任何外在缘由的、纯属个人按捺不住的喜欢而投入的写作时间，实在少而又少。肯定的，好作家也是“睁眼就一屁股债”，但他们“还债”不需要看那么多种眼色，多数情况下倒是小编们要看他们的眼色。而评论家“债务”的清还，则一般是在不自由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不得不“意在笔先”，他们没多少精力去写想写的东西，他们要完成“定制”，不能面对选题和“收货方”的需求而忘我、率意、随性。他们得按作家、报刊、出版方等口味与要求的定制去“求”对方所需要的“实”。
　　在那么多的作者所托、报刊约稿、开会发言、出版宣传等的需要面前，搞批评的人难道就不可以多说几次“不”吗？当然可以，但要有足够的勇气。
　　客观存在一定不能作为失去批评理想的理由，独立意味着有所放弃、有所坚守、有所行动。批评者的宿命就是戴着比创作者更多的镣铐驶向无人喝彩的另外终点。在我们呼唤文化氛围、精神消费、社会风气容纳批评、回暖批评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那小小的使命，一切是要用自己的行动去争取的，赢得批评环境的优化，社会有责任，批评者也责无旁贷。
　　批评永远与人的灵魂有关，批评者要有自己的灵魂，那种独立的、不人云亦云，不为名利所牵引的精神，将使批评言说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分量。投入地“求实”一次、“忘我”一次，或许会换来一些创伤，但总比麻木不仁地满足要好。大家永远都屈从一些明的、暗的法则，让自己的言说在无限的空转中轮回，迟早会换来批评这个行当的遍体鳞伤。我们不愿承认自己正在被虚假的美誉所绑架，这比富丽堂皇、锦衣玉食、乐不思蜀的舒适生活更具腐蚀性。理想是我们的未来，照照我们自己，就会知道自己处在怎样的悬崖之上了，救自己是要靠自救的。我们即使做不到，也要全心全意地心向往之、呼吁之、鼓噪之。
　                                                            　

                                                         （作者系《文艺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