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需要怎样的“先锋”

作者：唐诗人  原载：《文学报》2015年5月22日第7版

　　近两年来，学界对八零后作家作品的关注愈来愈多，众多青年作家慢慢地浮出地表。这些关注让年轻作者有更多机会表达他们的文学理解和思想判断。但我同时也在怀疑，在这种普遍关注下，这一批八零后作家是不是又要被慢慢同质化？或者说，他们会不会被传统和前辈收编，然后逐渐被文学传统同质化？
　　在文学史上，青年作家的崛起，大多不是因为听从了前辈的教导，甚至基本是在“不听从”的情况下冒出来的。因为意见往往是过去的个人经验，而每一个人的经验都不同，他人的经验，对于需要个性、需要独一无二性的文学而言，几乎是无效的。
　　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有“影响的焦虑”一说，他在论述这一概念或者现象的时候，就指出了一种所谓正统的影响观，即前辈们认为后辈作家应该对之前的文学素材和特点进行直接借鉴或者吸收。影响是必然的，但借鉴和影响后来应该有一种剧烈的变形。他从六个心理侧面来说明写作的起源和发展：“一、年轻诗人被一位老诗人的力量所俘获（选取）；　二、然后产生一种视野上的共鸣（立约）；三、一种反向灵感或沉默的选择紧接而至（对抗）；　四、至此显然已被解放的年轻人把自己表现为真正的诗人（显形）；　五、后来者遂重新评价他的前辈；　六、最终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塑造他（修正）。”
　　从这个过程来看，如今的八零后的写作有没有超越“选取”阶段？是处于“共鸣”阶段，还是“显形”阶段？或者“修正”阶段？就近年慢慢以传统方式冒出来的八零后作家来说，“影响的焦虑”这一心理因素必然影响他们的心理，但他们如今处于什么阶段，却一直众说纷纭。但不管如何，我以为青年作家必须认识清楚，对传统的借鉴也好，对前辈的意见也好，最终走向的，应该是实现剧烈的变形，塑造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学世界。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需要一些先锋的声音，才能开辟出独一无二的文学时代。而我们对先锋文学的思考，是不是能够引申到八零后作家身上呢？我认为，八零后作家群若真的要展现自己的身份特征，如果没有反抗精神，没有树立起迥异的文学旗帜，没有一些“断裂”，没能创造出支撑起“断裂”的作品，那么，所谓“八零后”的崛起，只会是一时的热闹，难成气候，热闹过去，一切将重新回到崛起之前的状况，文学市场仍将属于某几位文学巨人。当然，我并不是说年轻作家们需要制造一种近乎于炒作的文学事件去特意地“断裂”，因为文学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我希望八零后作家要在精神上有反叛性，在创作中要有属于自己时代的先锋成分。而这种先锋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而是跟今天的文学现状和社会现状相呼应的先锋。
　　那么，八零后作家能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吗？或者说，他们有没有呈现出类似的精神特征？对于八零后文学，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但在这十多年时间里，韩寒的神话已经趋于破灭，郭敬明的作品与先锋无关，张悦然等人的作品，也多属于市场的宠儿。还有很多标榜“另类”的写作，似乎也只是青春文学的一种小打小闹，有着先锋的皮，没有先锋的质。因此，新时代的先锋文学不太可能出现在他们身上，我们还是需要把眼光投入身在传统又对传统有超越的青年作家身上。比如王威廉、甫跃辉、郑小驴等，我们能在他们身上发现一些崭新的先锋气质，但这些气质却还比较零散，尚形成不了一种共鸣化的先锋力量。只是，这些作家的先锋特征，在受到众多温暖的注视和诚恳的希望之下，在众多前辈和气的劝戒和指导之下，他们是该被传统收编还是继续“革命”？或者说，如八零后评论家金理在一篇谈八零后文学的论文中提及的，他们的“先锋精神能否最终被主流文学吸纳并扭转后者的发展方向”？这是对八零后文学的最大考验。
　　我以为，青年作家需要警惕前辈的意见。青年作家需要的意见不是具体的写作规矩，不是传统的文学范式，如果一定要有意见，那也应该是出自宽广的文学胸怀的意见，它们应该是理解和支持青年作家去反抗规矩和超越传统。八零后作家们必须努力去超越前辈的经验，跳出老师一辈的文学观，用作品去完善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这种独特可以不冒犯、不断裂，但一定是独一无二，一定要超出前辈的经验范围，甚至超越前辈人的文学视野，摆脱学徒的心态和风格，为世人提供一些崭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