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文学的“严歌苓奇迹”
沧浪客

    在至今笔耕不辍的中国作家里，严歌苓是个传奇，也是个奇迹——你也可以不认为她是中国作家，因为她早就加入了美国藉，是地道的美籍华人，并且使用英文、汉语双语写作——但她出生在典型的一个中国书香世家，且尚在1971年，年仅12岁就当了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跳白毛女什么的，因为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时，曾到云南前线，“看到了伤员，很有触动”，开始文学创作，写了不少报道和诗歌，还因有了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创作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于是顺理成章，后来部队大裁军，她被调到成都军区创作组，成为一名专业去写作的人。从1985年到1988年，严歌苓连续出版了《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和《雌性的草地》等3部长篇小说。只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种种机缘，严歌苓出国了，在美国上大学，学习创意性写作。故而她认为，大学是可以教出好作家的，只不过中国的大学里没有好好地开这门课。
    很显然，凭这样的“个人简介”，除了略具传奇色彩之外，就把严歌苓定义为“奇迹”，那是太轻率了。尽管作为美国21世纪著名中、英文作家和好莱坞专业编剧，她的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但从根本上说，她都是以自己的直接和间接的经历与经验作为创作“矿藏”的女性作家。之说她是个奇迹，主要是因为至今年出版《床畔》为止，她已经出版了《妈阁是座城》《陆犯焉识》《花儿与少年》《小姨多鹤》《无出路咖啡馆》《梅兰芳》等几十部长篇小说和《金陵十三钗》《铁梨花》《风筝歌》《少女小渔》《天浴》《心弦》等20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和电影剧本。
    仅以创作数量而论，严歌苓已经令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更令人瞠目的是，这其中的许多作品，不仅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还大受影视导演青睐，被搬上大屏幕和电视荧屏。如安键导演的同名电视剧《小姨多鹤》，陈凯歌执导的《梅兰芳》，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和根据其作品《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等等，不胜枚举。
    由于新作的层出不穷，且都“保质保量”，更由于影视的巨大影响，我相信，在眼下这个“读书不如养猪”的时代，严歌苓在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心目中，可能除金庸之外，那是当仁不让的“女儒侠”，虽不能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歌苓之书”，但即便与当今首屈一指的华文女作家王安忆相比，仅论读者之众，铺排之广，严歌苓也不遑多让，甚至犹有过之。在这个意义上，严歌苓力压群芳甚至群雄，说她是华语文学的一个奇迹，只怕并不过分。

关于《床畔》

    今年3月在《收获》发表时，标题是《护士万红》，这也是《床畔》的原名。比较之下，我更喜欢直接简单却更符合整部书基调的《护士万红》。《床畔》该书讲述的是一个女护士与“活烈士”张谷雨的第四类情感：亲情之上，友情之外，爱情左右。1976年成昆铁路建设中一位连长为救战士负伤，成为植物人。护士万红以优异成绩被选为英雄的专职护士，一当几十年。在教堂改成的医院里，领导和医护都把护理英雄当作光荣，后来又当作医院存在下去的资本，其实心里早就宣判了他的死刑。万红一见张谷雨就发现他们之间有着别人不能理解的神奇的默契和交流，她一直观察研究张谷雨的病情，坚信他有康复的可能。万红漂亮，有很多的追求者，军区一把刀吴医生，痴心等她10年，和她一起寻找张谷雨不只像植物一样存在的证据，然而他此生只能在心中珍藏万红的身影；大校记者追求她，帮着她到处呼吁改善张谷雨的处境，把新闻报到了全国，万红“普通天使”的称号享誉全国，而万红依然一直守护在张谷雨身边……
    严歌苓善于书写女性，她的作品虽然一般都没有宏观的历史背景与繁杂的出场人物，也没有太多的叙事手法和跌宕起伏的情节，《床畔》依然如是。但这部新作所展示的，是有关信仰、坚守与人性中的伟大和卑微：时代变幻，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只有护士万红的信念与坚守成为绝唱——有评论家认为，正是这种对信仰的诘问，使这部作品比之她以往的书有了一些不同，从一贯的专注于个体性的透视进入到了对社会群体性的探讨，甚至在行文上还多处显露出马尔克斯时间回旋的表述痕迹，所以平淡朴实的《床畔》，另有了一种升腾的文学味道，这未尝不是她的一种全新尝试，虽然还不足够的深邃，却依然不失牵引，从以往作品中压抑后的迸发到这部小说里的不远不近，即使平淡的情节下也始终让人愿意跟随，这大体就是严歌苓作品里特有的魅力。
    我觉得，与《护士万红》相比，《床畔》这个书名，寓意似乎深刻了些，但听上去总有那么一丝暧昧。尽管，医院的白铁床是艘船，“床畔的一切都在流动，流动的一切都在变化……只有两个人没变，一个是床上的张谷雨，一个是床畔的万红。万红是唯一连接床和床畔的艄公，来回摆渡在谷雨哥和她以及其他所有人之间……”
 

新作的休克与复活

    《床畔》面世之后，严歌苓自己说，她大概20年前就开始构思写作这部小说了，这期间她拖着小说手稿辗转美洲、非洲、亚洲多地，数次推翻重写，直到去年底才算彻底完成第三稿，“这个故事一直纠缠着我，挑战很大，但我必须写。”对于一个高产作家而言，她的这番话，的确令人惊诧。
    严歌苓的父亲是老作家萧马，曾著有《哨音》《破壁记》等作品。严歌苓在《床畔·后记》里说，第一次铺开稿纸开始写作《床畔》是1994年，当时她父亲认为，小说应该以两个人的主观视角来写，一是女护士的视角，一是被传统医学判决为植物人的张连长的视角，两个视角都是第一人称。最终，“那一稿的结果就是厚厚一堆稿纸，一个未完成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小说。用两个人的叙事视角，读者会认为万红是个科学先知，有特异功能，从始至终知道英雄非植物，于是故事就像个童话，缺乏形而上的力量。那么写万红的坚信和坚守，力量就削弱了。”后来在台北居住的3年中，她再次重写，写得也很艰涩，又放弃了。又过了很多年，“有次跟张艺谋导演谈剧本，跟他谈起这部小说。他也觉得不应该把植物人作为其中叙事视角之一，关键不在于他是不是真的正常地活着；关键在于万红以信念去证实他活着。直到去年，我才把这部小说的所有手稿再次翻出来，各种稿纸堆了一桌子，我推翻了之前全部的构思，重新写作了目前这部《床畔》。距离跟父亲探讨它的雏形，已经是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如今父亲已经过世，最终也没有机会阅读这部休克了多年终于活过来的小说。”
    毫无疑问，《床畔》是一部爱情小说，是一个美人救英雄的故事。但或许正因为有了20年岁月的曲折、蹉跎与积淀，它注定非同一般。著名出版人安波舜甚至认为：《床畔》超越了《追风筝的人》的道德高度，万红对英雄张连长的守护不是出于救赎，而是出于是生命的尊重和信念，与英雄无关。这是严歌苓的第一部，也是中国第一部“拯救生命、决不放弃”的道德理想主义小说，为中国文学奠定了新的高度。

众说纷纭严歌苓

    迄今为止，严歌苓的小说和剧本，曾获多项国际大奖。而她用中文写的小说，几乎拿下了所有华语文学类的大奖。以至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说：“我以为中国文坛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严歌苓的写作，这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品思想丰厚，她笔下的二战，写出战争暴力对人的伤害，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得如此深切而又纯净。”著名作家梁晓声则认为：“与我们的一些作家经验式的写作不同，严歌苓的语言里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
    海外众多媒体，也给予了严歌苓高度的关注和评价，比如《泰晤士报》说她是“一位不凡的女作家，一个令人惊奇的故事。”而《旧金山纪事报》则称：“借着平易但有力的文章，严歌苓描绘了令人震惊的暴行与感官欲望。”
    姑且不论严歌苓的文学成就如何，上述评价是否客观公允，但作为华裔女作家，她对华语文学走向世界的推动力与影响力，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已经注定了不可磨灭，因此决定拜访于她。可没料到，正在此时，云南著名作家，我的好友张庆国先生，在北京与严歌苓完成了一次有关文学艺术的长篇对话。我请庆国先生把他们对话的整理稿传给我，企望从中提炼出一些问题，以便对严歌苓做一次专访。不料看完他们的对话后，发现自己已然无语——我想与严歌苓聊的话题，都被他们给说完了。
    比如我觉得，严歌苓与中国大陆作家最大的区别，像足球运动员一样，她是西方的职业队选手，而我们的那些所谓的“职业作家”，也和中国球员一样，其实都并不那么职业。作家们大多数是体验式写作——我是云南人，就写云南题材，我是行政干部，就写机关题材，我是农民，就写农村……但严歌苓的小说写作比较职业化，既可以写自己，也可以写外部世界，因为人的情感，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生活方式，也就是相应的生活知识有差别。因此她认为，文学创作主要靠的是想象力，在这方面，大陆作家存在的不只是作协体制问题，关键的是训练不够，基础不扎实，没有办法做到职业化写作。
    再比如什么叫好小说的问题，严歌苓说：“我觉得，好小说就是非常原创的，看上去没有似曾相识的人物、语言也很原创。还有，好的小说，一定要有一个形而上的意义，这个形而上的意义，如果一句话就道破了，贴了很多标签，让读者看到你的思想，看到它的含义，我觉得就不高级。还有，好的小说，一定是语言特别好的，写什么，没有那么重要，但怎么写、用什么语言来写，语言里透出你文化上的造诣，很重要。因为，语言包括了你这个人的丰富性，体现出你性格是否幽默，是否宽容。我觉得语言能有这么一种内涵，会揭示一个作家是什么样的人。好的语言，让人愿意买一本书，我打开一本书，先看这一页，好的语言就买了，语言不好，不管它再有名，我不会买的……你写什么，必须诚实，一个好作家，你能在语言里面看到他的诚实，诚实是什么？就是这句话是他真心想写的，而不是为了摆个花架子什么，他自己并没有真正信服这句话要讲的意思，写出来就假，不诚实，确实有意思要表达，写出了心里想说的话，语言就会好。另外，就是能够最恰当地说明一个意思的描写，那语言也好。还有就是，好的语言不能堆砌，一句话能讲清楚的，就一句话。大陆的很多作家，我发现语言非常庞杂，我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真的认为应该那样写。”诸如此类。
    既然我想问严歌苓的话，她都对张庆国说了，那怎么办？在征得庆国先生同意之后，我把“严粉”最想知晓的、严歌苓自己如何看待关于女性写作以及电影与文学那一部分的内容节选出来，附录于后——

严歌苓VS张庆国：
女性写作·文学·电影

不太自觉“女作家”

    张庆国：你在写作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作家吗？
    严歌苓：不是太意识到，但要从李清照、蔡文姬来看，女性写作的历史也不算短了。
    张庆国：是的，但队伍不庞大嘛，只是些特殊家庭的女性，是些特例吧。从女性的性别角度怎么显出自己的写作特点？你会思考这类问题吗？
    严歌苓：不会思考这类问题，作为女性来说，我肯定是跟男性写作不一样的，我没有特别多的自觉，认为我是一个女性，要怎么写得有女性特点。我的故事和题材来源，很多都是女性朋友告诉我的，她们跟我讲故事嘛。女人之间，很爱讲自己的感觉和情绪，女人比较情绪化，很多时候，情绪上不稳定的时候，她就很愿意倾诉，男人不喜欢倾诉，那么，我听了这些，从我的女性朋友的倾诉中，得到的写作资料就多一点，如此而已了。我倒是觉得，很伟大的就是，像曹雪芹，一个男作家，怎么会把女性写得那么活灵活现？《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也能把女性写得那么活灵活现，很了不起。
    张庆国：对，你说到这个，我就发现一个特点了，女作家，不管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女作家，都有共同的一些特点，第一，她的作品题材多半是女性的，第二，她的主角多半是女人。女作家写的作品，以男性为主角的很少，但男作家不同。像你刚才讲到的曹雪芹，他是一个男作家，但是会写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法国作家福楼拜，同样是男性，也会写《包法利夫人》那样的小说，还写得让女性读者痴迷和信服。你看还有美国小说《索菲的选择》，也是男作家写女性的作品。但你不同，你写过男性为主角的小说，你的长篇小说《扶桑》，写的就是男性视角，不是写那个小男孩吗？唐人街上的洋人少年，那个小男孩占了小说一半的视角。
    严歌苓：还有《陆犯焉识》。

女人也能写男性

    张庆国：对，《陆犯焉识》也是。那么，你写男性为主角的小说，有没有觉得不好写？这种感觉有吗？
    严歌苓：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让人家说得没有信心了，比如人家说我从女性视角写，女性写得那么好，好像就是说男性不会写，长期以来，这种话对我的自信会有一点损伤。我写男性为主角的小说，其实也是想做出一种证明，写《陆犯焉识》，我就是要给人看看，证明我不是不能写男性。
    张庆国：哈，有点小小的赌气。
    严歌苓：只不过，我的很多题材，都是女人告诉我的，女人的感受，肯定要比男性丰富，因为她们很在意自己的内心感受。男性有时候比较粗，心里有什么感觉，过去就算了，女人不会。女人高兴或伤心，会很在意，很关注自己内心的感觉，会把这些感觉告诉她的朋友。
    张庆国：说给一般人，只是听听，说给你这个作家就不同，新的写作就有可能开始，你有了发现，有了写作题材。
    严歌苓：还有，你刚才说男性写作的人数多，历史上写作的时间长，但我觉得，一旦女性受了教育，写的比你们还多。
    张庆国：是的，我曾经说过，女人要么不写，要么就写得动静很大。男人看上去很多人在写，写出动静来的男作家，还真不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女性写作值得研究的问题。
    严歌苓：是的。

语言在电影里是看不见的灯

    张庆国：我想起一个问题：小说跟电影。你跟电影牵扯比较多，谈一谈你这方面的经历和体会。
    严歌苓：我写电影剧本，很多时候是不太能做主，写小说我是绝对做主的，人家改我的字，删掉我的段落，我会很生气。我觉得这要跟我商量的，如果没商量就删掉文字，我就很不高兴。
    张庆国：剧本写作就不一样了。
    严歌苓：是的，作为编剧来说，我觉得，就不能体现作家最主要的东西，搬上银幕，语言变成了看不见的灯，我又这么在乎语言。
    张庆国：你说得很好啊，在剧本里，或者说在电影里，文学语言是看不见的灯，这句话真是很好。如果导演意识到这一点，能够把事做得好，让文学的灯照耀着电影前进，走向正确的方向，就能取得大的成功。文学是什么？就是语言的艺术嘛。
    严歌苓：是的，对话，也应该是语言的一部分，对话写好了，会很有感觉，但剧本里写好的对话，也会经常被改，被不当回事，这就让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写电影剧本它不能体现我的思想，不能体现我的语言，怎么说呢，作家认为非常重要的很多东西，很多组成好作品的重要的文学元素，电影里都不能体现。
    张庆国：你的小说作品国外买过吗？就是影视版权。
    严歌苓：国外买过。
    张庆国：欧美导演的剧本写作，你参与过吗？
    严歌苓：没有参与过。

导演们对待文学的不同

    张庆国：我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导演与欧美导演对待文学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方法。我是看欧美电影，直接看电影，没有跟欧美导演交往过，但也能感觉到其中的重要区别。我的感觉是，欧美导演对文学的理解比较深，能够把作家文学原著里很重要东西尽量保留，中国导演相反，中国导演拿到作家的小说，是尽量把里面文学的成份拿掉。
    严歌苓：是的。
    张庆国：我读到的资料说，欧美导演，能够把作家最先锋的小说拍成电影，中国导演，先锋或实验性的小说就不要提了，那些故事性较强的小说，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文学气息，这个东西很关键，它是作家区别于别人的因素，也是这个作品区别于别的作品的重要因素，是这个作品真正的价值所在，可导演一上来，就把这个东西拿掉，只把故事结构，人物关系，情节这些留下。要知道这些是共性因素，文学的气息才是个性，可我们的大陆导演，没有那种知识，认为那个东西不好。
    严歌苓：是啊，所以就奇怪了，他为什么要买这个小说的版权呢？
    张庆国：对，为什么还买呢？没必要啦，把作品的独特性丢掉，还出钱干什么？我看美国电影《布拉格之恋》，那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改编的电影，那部小说实验性非常强，议论很多，情节支离破碎，怎么改电影呢？不可能的呀。但他们改出来了，一个爱情故事，我看了觉得还不错。当然，米兰·昆德拉很生气，相当不满，从此不让导演拍自己的小说。
    严歌苓：故事性不完整的小说，改电影难度很大。
    张庆国：《布拉格之恋》不是简单的爱情故事，米兰·昆德拉小说里的文学气息还在，那个美国导演是拍商业片的，并不是很高深的一个导演，却能够做到那一步，从中国大陆作家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已经拍得非常好了。另外有一个电影，村上春树的小说改编，越南籍法国导演陈英雄拍的《挪威的森林》，更加不得了，几乎跟小说完全一样，陈英雄导演对作家的那种尊重，文学理解的深度与准确性，我很佩服，没有这种文学的底子，电影不会做得好到哪里去。
    严歌苓：你说的太对了，我非常同意。

对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无奈

    张庆国：你那个小说，《金陵十三钗》，写得很好，张艺谋拍电影，不是很理想，我比较失望，具体就不细说了，我只想问，你小说里那个文学的成份，在电影里不见了，你怎么看？
    严歌苓：所以也很无奈，无奈呗。我有时候就纳闷，导演用我小说里面那么一点东西又何苦呢？
    张庆国：只用那么一小点，何必去辛苦是吧？
    严歌苓：是的。现在的导演，完全跟中国的民众一样，非常焦灼、非常希望能够取悦观众，不敢有任何造次。缘由嘛，一个是奥斯卡给他们戴上了一重枷锁，然后中国民众的热捧。
    张庆国：实际上像这样做，奥斯卡也不会得到的，因为没有特点嘛，如果真把作家提供的重要特质表现出来，把这个因素拿死，离奥斯卡可能还比较近。
    严歌苓：是的。所以，有时候恨不得自己去拍算了。

              2015奶奶5月15日于昆明西坝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