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觉得他是一个谦谦君子，为人非常好，相处很舒服。他是比较理性的那种人，不会恶语伤人。虽然他的诗歌有很多争议，但做人方面客观地说，不像很多红人那样，一红就得意忘形。”诗人洪烛经常和汪国真一起参加笔会或采风，两人相识20多年，他这样向《博客天下》评价汪国真。

1990年代，两人曾被媒体列入“青春美文四大白马王子”，汪国真排第一，洪烛排第二。十几天前，洪烛被邀请到贵州采风时，有朋友还跟他调侃，说当年的这些人“居然都没有绯闻”。也是在那时，洪烛听说汪国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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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烛眼里，汪国真是一个非常能忍的人。早些年，他曾亲历诗坛的各种“倒汪运动”，但汪国真从来不回击，也不接受。

“他是一种软抵抗。人民说我是诗人就是诗人，这是他的信条。这些是没有变的。”洪烛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还是非常坚持自我的，认为自己的诗歌是有价值的。”前年，两人一起去四川荣县参加“诗歌万里行”时，洪烛记得汪国真还在会上坚持认为发行量和读者是检验诗歌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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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文学界对他应该更宽容些。”洪烛说。他对汪国真的诗歌一样持保留意见，但他觉得那也是一种生态：“他的诗至少是无毒、无害的，甚至教人理想主义，教人怎么坐在自行车上笑，而不是教人坐在宝马车里哭。”他觉得汪国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自己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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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在一次诗歌活动中，洪烛再一次遇到汪国真。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天汪国真主动跟他谈起了诗歌。“他很纳闷，说诗歌界怎么了，诗人要把诗歌搞死啊？”洪烛解释说，当时网络诗歌刚刚兴起，各种下半身及“审丑”式的作品大量涌现，这让汪国真感到很难接受，“在他心目中，诗歌应该是高大上的”。

在洪烛记忆中，那是汪国真唯一一次向他流露对他人诗歌的态度。后来的见面，汪国真已很少谈论诗歌，讲得更多的是他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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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方题词和参加官方举办的活动，是汪国真与地方保持亲密联系的另一种方式。洪烛说有两个人最受这类活动欢迎，一个是余光中，一个是汪国真。“甚至有主办方点名要邀请他。有了他，感觉更权威、档次更高。”

汪国真曾解释过他为什么会如此受青睐：“很多地方邀请我去给他们写歌、题字，往往是政府出面。为什么很多事情会找到我呢？因为这批人往往是我当年的读者，虽然事过多年，他们现在在商界和政界开始掌权，但这个情结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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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最后一次见到汪国真，是去年4月在江苏丰县举办的梨花笔会上。那天，汪国真花了一个小时讲他的音乐作品，用的PPT。他在台上讲得激情四射、神采飞扬，台下的人却不怎么感兴趣，有人打起了瞌睡。

图为2013年洪烛与汪国真、余玮共同参加北京名家赤壁文化座谈会。

            汪国真为何遭遇精英与大众的冰火两重天？

                            洪烛

既是大众的拥戴对象，又不得不面临精英的批判，汪国真为何遭遇冰火两重天？还很少有哪位文人的形象如此“分裂”。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汪国真为例反思90年代乃至今天的文化与文学，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悼念老朋友汪国真，我原本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一个不可复制的诗人。可随即而来几家媒体的访谈，又使我想了更多、说了更多。汪国真出名，背后有两个大背景。第一个是当时的期刊市场面临大变革。1980年代是《十月》、《收获》、《人民文学》、《诗刊》等纯文学杂志的时代，但到了1990年代，它们被边缘化了。与此同时，面向青年的生活类杂志异军突起。这些杂志常推荐汪国真的诗歌，汪国真因此在青年读者中影响很大。第二，当时的图书市场也处于变革期。此前，新华书店垄断了中国图书市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很多发行、营销能力强大的民营书商出现。有眼光的书商找到了汪国真，他的一本书往往有几十家出版社争抢。于是，汪国真很快成了继席慕容之后影响最大的诗人。有媒体还炒作过“青春美文四大白马王子”这个概念，汪国真被排在第一个，我被排在第二个。汪国真弘扬真善美，有励志的意义，在当时是一种正能量。那时社会在转型，很多年轻人需要的并不是文学、诗歌，而是精神上的激励，就像他们对流行歌曲的喜爱一样。汪国真的诗歌在90年代的诗歌里可能最接近于流行歌曲。他火的时候，也是四大天王火的时候。

我觉得，汪国真是被一个特定时代打造的“文化英雄”。汪国真对大众文化是有意义的。某种意义上，汪国真是新时期第一个涉足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和图书市场的文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余秋雨是第二个。他们容易成为一个“文化英雄”，但在圈内容易被喝倒彩。他在文学圈内一直存在争议不断。纯文学界对他是不认可的，把他当作文学的异教徒，不承认他。汪国真受到的抵制非常强烈，挖苦讽刺和不屑他的人很多。

汪国真也努力过，比如找过《诗刊》、《人民文学》，但那些编辑对他的评价都不高，不会发表他的作品，或者会退稿。其他的诗人，对他避之犹恐不及。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90年代初期我们在《女友》杂志开会，汪国真跟我说心里话，说自己压力非常大——那时候诗歌界发起了“倒汪运动”，要“打倒汪国真”。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倒汪”，听上去别人把他当成了诗歌界的汪精卫。而就像“曲线救国”，汪国真也许也觉得自己走的是曲线救文学、曲线救诗歌的路吧。他好像就那一次跟我说过他的压力。他是一个非常能忍受的人。

有一阵网络诗歌特别火，口水诗盛行。我一次参加活动遇到汪国真，他特别想跟我聊诗歌，对我说：“现在诗人怎么了？想把诗歌搞死吗？”当时他已经淡出诗歌界了，但从这句话，我感觉他还一直默默关心着诗歌的生态。他对诗歌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审美坐标。他的审美坐标就是“真善美”。这是绝大多数世人共同的审美坐标。我们这个民族对文学和诗歌在专业程度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在“写什么”上要有“真善美”，还要在“怎么写”上达到 “高精尖”。

我既能理解汪国真，也能理解诗歌圈。汪国真在“真善美”上毫无疑问有积极一面，但在“怎么写”上，诗歌也是有段位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进步非常快。大家“倒汪”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因为之前北岛、舒婷刚火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倒北岛，Pass舒婷”。每当出现一个成功诗人，没多久，他们就会被新的浪潮或者诗歌风格颠覆掉。颠覆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了。纯文学有时候太纯了，水至清则无鱼，反而容易和大众绝缘。汪国真不见得是有意识地去放低身段，但他创作时的那种“身高”，恰恰和读者是平等的，是能够接轨的。

而90年代，中国很多精英诗歌、精英诗人在凌空蹈虚。他们对汪国真不屑，有时也对大众不屑。当然，不能因为理解汪国真，就否定精英诗歌圈。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个人感觉，在“倒汪”运动后，汪国真在诗歌界、文学界处于下风。胜负已经分出。他也许不是落荒而逃，但确实开始转型、开始突围。他写歌词，写书法，谱曲。不能说他淡出诗坛，因为他也许没有在“诗坛”存在过，但是他作为诗坛凶猛竞争者的地位在弱化，不再是中国诗坛的一个对手。虽然他口头上一直没承认，但是客观上，他还是有一种败走之势。很多诗歌界或文学界人士是对事不对人的，对汪国真不屑，并不是针对他这个人。汪国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很谦虚，很多诗人都非常认可他的为人。只是说在文学市场化的转型期，中国确实存在两种文学价值观的较量。在某种意义上，我并不觉得文学界批评汪国真的人是在羡慕嫉妒恨。他们确实是真诚的，是在捍卫纯文学的尊严，哪怕这种观念也需要变革。当时是前网络时代，文学还没有真正进入多元化和民主化的时代。批评汪国真的诗人可能忽略了一点：诗歌并不是只有一种，诗歌的标准也不是只有一种。北岛、舒婷的诗歌是诗歌，海子的诗歌是诗歌，汪国真的诗歌也是诗歌。他们都可以云集在大诗歌的旗帜下面。但是有一批人就觉得汪国真的诗歌给文学抹黑了。在纯文学界，要么倒汪，要么保持中立。愿意为他辩护的，大多数是大众和读者，但是他们没有话语权。那时是前网络时代。

文学界对汪国真的态度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汪国真。我唯一要为汪国真打抱不平的是，当时文学没有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时代。现在我可以很放松地公开说，汪国真属于诗人，他的诗属于诗歌。我们的诗歌可以有很多种，诗人也可以有很多种。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哪怕他最后倒下了，也是先驱。他应该为自己辩护过。客观上落败了，但是他内心没有认输，他仍然肯定自己的价值。这也是我对他比较敬重的一面。1998年前后。我跟他说：“你不认输，但你不应该在行动上服输。一个诗人起步时作品可以幼稚和简单，但你应该不断成长，用你的作品反击不屑你的人。别人对你的批评是从美学上来说的，而且是有道理的。你应该让他们看到，你不但能写出大众叫好的诗歌，还能写出精英圈挑不出硬伤的诗歌。”而他那时已经开始转向书法和音乐了。还有一个原因：他从事书法和美术之后，获得的回报和社会关注度，应该比诗歌要大。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积极的人，很随和。他不会对什么事情感到愤慨，不会走极端。他不会苛求别人，也不会责怪自己。

读者水平在不断提高，中国诗歌也在不断加速进步。在“倒汪”之后，中国诗歌又经历了好几次颠覆运动……中国的诗歌一直在高歌猛进，在螺旋式上升。
在美学上，余秀华比汪国真进步。虽然文学界对她也有争议，但比较余秀华和汪国真，你会感觉到，中国诗歌“合格”的分数线越来越高。当时纯文学界对汪国真可能只会打60分，但今天的文学界，余秀华的反对派也会给余秀华打70分、80分，至少会承认她写的是诗歌。

网络时代多元化了，谁也没办法把谁一棒子打死。席慕容可能比汪国真更强大。当时诗歌界对席慕容的打分也不是很高，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她以自己的定力成为文学界真正的存在，出了一些好作品，得到认可。她在华语诗坛坚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