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对伟大和悲剧的理解

【西班牙】毕加索《格尔尼卡》（1937年）
  

    在二十世纪，号称与堪称艺术大师的画家不计其数，但不论当时还是今日，都始终没有另一个名字能够与毕加索比肩而立。法国批评家乔治·贝松所说的“他比佛陀或圣母玛利亚还有名”之句，也似乎没有被谁有理有据地反驳过，更没有被谁私底下嘲讽过，因为贝松所言，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无人反驳的事实就在于事实有目共睹，也有口皆碑。

    记得1994年，卡梅隆导演的影片《泰坦尼克号》风靡全球。该片有个涉及毕加索的细节。女主角露丝登船时携带了几幅毕加索作品，其未婚夫看了看签名，发出不知毕加索是谁的挖苦。实际上，这个细节颇成问题。因为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发生在1912年，那时的毕加索已经三十一岁，早已跨过他的“蓝色时期”和“玫瑰时期”，在1909年便进入他的立体主义发展阶段。令画坛震惊的名作《亚威农的少女》也问世经年。换言之，1912年的毕加索已然名动天下。刚过而立的画家已是不折不扣的上帝宠儿。

    只是，面对毕加索的画，又令人感到某种古怪。十九世纪的米勒、梵·高等人的盛誉理所当然地建立在他们作品之上，其代表性画作也尽人皆知，而要在普通大众中找到能辨认出毕加索画作来的人却着实不易。我们可以说是毕加索的画风多变所致，但其最负盛名的《格尔尼卡》却无论如何说不上是一幅进入大众视线的耳熟能详之作。

    该画完成于西班牙内战期间的1937年。格尔尼卡是西班牙巴斯克省的一个小镇。该年4月26日，正是格尔尼卡镇的赶集之日。支持佛朗哥的德国纳粹空军为试验新制的炸弹威力，向无辜市民施以空袭，三个多小时的轰炸导致数千平民丧生。屠杀震惊欧洲各国。西班牙共和政府立刻敦请毕加索在布拉多美术馆即将开放的巴黎国际美术和工艺展览会的展馆内创作一幅大型壁画。在用铅笔、钢笔、粉笔画过构图、无数幅草稿，并尝试过多幅单色油画及水墨画后，毕加索最后完成的画作以黑白对照为主，加以浅青和淡灰。其单纯和朴素之笔触，使人物外形没有任何复杂之处，但要说它真的简单，却又让人看不到一处完整。画面似乎只充满种种碎片，有牛头、有人脸、有灯泡、有脚掌等等，尤其是画面左上的牛头，充满立体主义的变形手法。从画面的整体来看，其构图基础为好几个三角形。似乎毕加索以最传统和最稳定的形式，创造了最富革命性的表现框架。

    比较德拉克罗瓦的《希奥岛大屠杀》、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等同类作品，毕加索没有在画面上展现照片样的逼真效果，似乎毕加索更着重于事件所带来的情绪冲撞，因而在观众眼里，画面展现的就不再是某一具体事件的灾难，而是一场带普遍性的悲剧。至少，画面上没有飞机，没有屠杀者，有的只是人与动物的惊恐。画界共识的是，自毕加索1907年画下《亚威农的少女》之后，肖像画就分为描绘表象和描绘思想观念两类。在这幅长二十五英尺、高十一英尺的巨型画作中，毕加索将其思想观念进行了最大胆的创新表达，也是最淋漓尽致和最惊世骇俗的表达。画面上的每个细节都值得写上长长一段论释，它们虽然集中在同一幅画面之上，看起来却四分五裂。每块碎片都是一个瞬间的戏剧性高潮。每一个高潮的叠加，就差不多等于人所经历的全部恐怖和绝望，因而面对格尔尼卡的苦难，也就等于在面对全人类的悲剧。

    对人来说，真正的悲剧从来不会是一次简单的屠杀。屠杀可以说是灾难，而悲剧却是人类从未摆脱过的困境和最深处的绝境在无可避免地凸显。

    作为一个能表现整个人类困境和绝境的画家，首先就在于表达者自己深刻地品尝和理解到了困境和绝境是什么滋味。尽管从表面上看，毕加索名满天下，财富也伴随着声誉水涨船高。但要说一个人伟大，首先就在于这个人已经超越了名声与财富的需要——对毕加索而言，他想要什么，随便画几笔就可以得到。其次，伟大的艺术往往不是表面的目迷五色，恰恰是表达者所理解的伟大绝非高高在上的某种姿态，或许正好相反，伟大是深潜在所有人共性深处的繁复感受。如果到不了这一深处，就唤不起所有人的共鸣。毕加索的画不一定就立刻能唤起所有人共鸣，但事实却是，随着时光推移，能让人从他的画作中挖掘出与观画者个人越来越多的相通性和互连性。就像这幅《格尔尼卡》，其来源不过是一次暴力事件，毕加索却借助这一暴力，似乎将人类历史的悲剧和未来将经历的悲剧都全部画出。

    令我时常感到意外的是，面对同类题材的作品之时，我心里总是涌起某种感动，但面对毕加索这幅《格尔尼卡》，我从来没有过感动。与之相反，每次看到它，我心里总是感到格外悲凉。这种悲凉既针对自己，也针对他人，更出乎意料地还针对了毕加索本人。

    毕加索悲凉吗？

    每一本现当代西方艺术史都有记载，二十世纪初期的巴黎，吸引了无数来打天下的艺术家，不论最后成功与否，这些人差不多都经历了极度的物质贫困。毕加索不然，聘请第一个经纪人时，画家才十九岁，到二十五岁的青春之年就有画商开始收购他的作品，到二十八岁时，毕加索就再也没有为物质生活苦恼过。更有甚者，无数史上留名的创作大师，其作品几乎大都来自于长年累月的深思熟虑和艰苦耕耘，毕加索的天才却从一开始就任意挥霍而从不枯竭，乃至今天都无法统计他究竟完成过多少幅作品。如果再加上无数绝代红颜甘为枕席的现实，毕加索的一生几乎可以是用来随心所欲度过的一生。

    但毕加索选择的却偏偏是工作的一生。

    从罗丹那里，里尔克理解到创造即工作这一秘诀。但如果把工作放在毕加索身上，我们会发现工作一词，甚至都涵盖不了毕加索的创作。像所有功成名就的人一样，毕加索免不了狂妄，否则他也不会认为达利来巴黎后未去卢浮宫而先来拜访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一说。但从毕加索的一生来看，狂妄倒不见得是其底色。能够充当其底色的，或许就是他毫不掩饰所追求的“伟大”二字。伟大当然令人向往，但获得伟大的人却又往往会发现，伟大的底色是“高处不胜寒”的荒凉。正是到了高处，毕加索才理解到高处的真实“寒”意——不仅将历史尽收眼底，还能将现在和未来都纳入视野。对人类来说，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在及未来，在深处构成支撑的，恰恰不是喜剧，而是所有生命都无法摆脱的悲剧。我们更不能忽略的是，创作《格尔尼卡》时，毕加索已经五十六岁，这个年龄及其阅历都早已使他理解到各种人性和各种生活的真实。如果艺术家的使命是揭示真实，那么就可以说，艺术家越往伟大趋近一步，就必然会揭示比他人更进一步的真实。

    对毕加索来说，真实是什么？英国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曾说《格尔尼卡》是“表达幻灭、失望与破坏的不朽之作”。总觉得，这句针对画作的言论未尝不是在说毕加索本人。不论毕加索身上的光环多么耀眼，也不论其一生是怎样的多才、多产、多变和多姿多彩，我们还是能够发现，越到晚年，毕加索画笔下就越出现被悲剧感所浸染的不安甚或恐惧。这些不安和恐惧或许就是另外的、甚至还是更进一步的“幻灭、失望与破坏”。翻开任何一部艺术史，我们与其说那些艺术大师们在探索人生，不如说他们在探索人生的主题。古往今来的探索者都想得出与众不同乃至标新立异的结论，但无论探索多么有力，人生却从来不会变化其底牌。或许，毕加索越伟大，才越知道人生的底牌究竟充斥什么样的颜色。1972年1月30日，毕加索在纸上画下一张巨幅头像。因为面部特征与画家酷似，被认为是一幅自画像。画中人的脸部用绿色蜡笔涂成，表情惊慌，眼睛睁得很大，在充满坚定的同时又充满一种慑人心魄的惶恐。这种眼神既容易令读者想起《格尔尼卡》中流露的痛苦，也似乎是来到生命终点的毕加索在回复早年“蓝色时期”的寂寞与忧郁。但晚年的毕加索毕竟是抵达彼岸的毕加索，此岸与彼岸，听起来和看起来都不过是岸，中间横亘的，却是抵达者奋力泅渡的一生。因此可以肯定，晚年的毕加索不是回归早年，而是在再现其生命认识的顶峰。进一步说，毕加索来到《格尔尼卡》的创作顶峰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滑过，如果有变化，那也只是将扫视历史、现在、未来和大众的眼神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最终发现自身的悲剧，或许才是最深刻的悲剧。

    在毕加索逝世前夜，他与公证人及妻子雅克琳娜一起晚餐，到十一点时他说，“我不再喝了，我必须工作。”然后就去到楼上画室。这是毕加索留在人世关于艺术创作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相信对很多人而言，这句话比他的遗嘱更有力量，也更能说明毕加索为什么能成为毕加索。但更深入地去看，从《格尔尼卡》就开始理解生命悲剧的毕加索，仍继续进行了将近四十年的不懈工作，直到死亡让其停止。如果一个艺术家的工作需要理解，那么对毕加索来说，这种理解是不是就在于他将自己对悲剧与伟大的理解融合成了同一种理解？

    至少，在毕加索之外，没有第二个画家令我产生这一想法，因为没有第二个二十世纪的画家在为伟大工作的同时，又始终在顽强和清醒地为悲剧工作。

2015年2月13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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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5年3月20日深圳《晶报》

报社网址：http://jb.sznews.com/html/2015-03/20/content_317309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