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段瑞秋写不了这本书，一个漂亮女人，穿着花裙子，系着长围巾，东游西逛，漫不经心，听音乐、看电影、喝咖啡、吃巧克力，写点胭脂口红文章差不多了，所以，她告诉我要写一部战争时期的受难女性书籍时，我不以为然，认为是闹了玩。

     殊不知她动静搞得太大，不只是跟我说这件事，还向全世界宣告，打无数电话，跟很多人讨论，买半屋子的书，学习再学习，找人再找人，请教再请教，调查再调查。一趟趟出访，跑云南腾冲县、龙陵县、保山市，海南省、山西省、湖北省、黑龙江省。结识北京人、上海人、山东山西人、河南河北人。中国各地的专家，云南本地的专家，能找的人全部找到。她自己跑不算，还把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女儿裹挟进来，跟着一起跑，跟着录音采访和拍照。几年来这个名叫段瑞秋的美女改头换面，变成了我不认识的另外一个人，她只谈一件事，也只做一件事，就是二战史，二战时的中国女性受难史。铺天盖地的采访调查和研究学习差不多了，然后，关门闭户地猛写。

      世界已经倾斜，段瑞秋的生活完全改变了。面对几千张照片，几十万字的现场录音资料，面对抗日战争中近20万受辱屈死的中国女性，面对一一亲自走访过的27位惨淡存活的老太婆，段瑞秋没有选择，无法后退，必须把这件事做下去，必须把这本名为《女殇》的书写好。这些老太婆分布于中国大地的东南西北，口音不一、眼花耳聋、记忆模糊、羞耻难言。找到她们很难，让她们开口很难，她们开口了能听懂很难，听懂了要深入调查很难。因为这些老人多半没有文化，人也太老，年纪最大的九十岁，活成无声无息的树疙瘩了。问十句，答一句，不会讲太多，更无法讲太深。

      段瑞秋只能只言片语地抠，三句两句地挖，坚持再坚持，陪她们吃饭，陪她们拉家常和说笑，陪她们哭。一天一天地熬，从云南昆明向中国外省反复数次地跑，对照采访，一去再去。

      但这只是开始，只是写作前的准备，真正的难度，是写作。

      段瑞秋找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题材。表面上看，写抗日战争中的性暴力受害女性，可读性强，吸引眼球，讨巧。其实，这个题材最难写。她不是讨巧，是自找苦吃。原因是，第一，这个题材很容易被写得庸俗化，强奸、虐待、忍辱偷生，性是最大的吸引力，也可能成为最败坏胃口的文字。第二，这个题材看似奇特却并不新鲜，此类事件因为可读性强，已被人多次写过，再写，会感到茫然，找不到新的内容和出路。第三，战争伤害人，不稀奇，相反，和平年代人类大量被伤害，最值得写。如果段瑞秋的写作只是控诉战争对人的伤害，只写到这一步，她的努力可能白费，因为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她面临着的巨大困难是，必须从这个题材中提升出崭新深刻的思想。

      她能做到吗？做到了，她跨越所有障碍，写成了一部好书。这是一部羞耻与疼痛之书。

      不是性忌讳的羞耻，是文明的羞耻，不是身体的摧残，是心被撕裂。一个中国农村的漂亮媳妇，突然掉入战争中的性暴力历史黑洞，从此生不如死。一个日本青年，温文尔雅，他可能成为画家，也可能成为工程师，却一夜间变成军人，走上战场，再变成虐待无辜女性的恶魔，由人而兽，苦不堪言。

      谁制造了战争？谁制造了罪恶？谁的羞耻与疼痛？这是文明的羞耻和全人类共同承受的疼痛。

      段瑞秋寻访调查，不是为了收集资料，不是写社会学调查著作和战争问题分析文章。她这部名为《女殇》的书不是要讲道理，道理隐藏在事件的讲述中， 她是要用收集到的当事人经历讲故事，写一部文学作品。材料要足够丰富，否则，复杂的故事难以讲述。她有这些材料。这是她的《女殇》非同寻常之处。

      材料不止来自当事人，还来自她们的生存环境，来自当地的风俗与历史背景。材料还来自段瑞秋自己，她把自己的人生也搭进书中，把自己也出卖了。她写出了亲自调查采访的真相，写出了各种历史资料中提供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写出了自己的经历，把自己数年来的采访调查体验，融入了书中的历史风烟与时光呻吟里，把自己由懵懂到清晰的调查研究过程写进书里，让自己的足迹也成为本书的重要内容。所以，她不是一个旁观者，是另一个历史方向的当事人，不是一个访问者，是时间对岸的另一个叙说人。她在《女殇》中全情投入，舍身忘己，与当事人一起回忆、追问、愤怒、痛哭和沉默，与当事人一起坐在时间深处，眺望摇摇欲坠的落日，悲伤欲绝，感慨万端。

    《女殇》的文体，在中国有各种命名，一为报告文学，二为纪实文学，最新的用语是“非虚构”。概念频繁调换，至少说明一个原因，这种文体的写作需要调整。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报告文学“报告”多而文学少，枯燥乏味，似新闻而非新闻；或者文学多而“报告”水分重，不真实，似文学而非文学；或者以“纪实文学”之名，行虚构小说之实，真假混淆，善恶莫辨。所以出现了“非虚构”用语。“非虚构”并非新名词，这个老词被郑重其事地重新提出来，说明真实性作品的写作需要正视、澄清并重整旗鼓。作家必须做到，第一真实，这是门槛，也是归宿，不能道听途说，必须到达现场。第二文献性，资料的使用必须体现学术谨严。第三思想性，作家要具备思考能力，作品要有深刻的洞察与独到分析。第四要有文学叙说的强大感染力。

      我认为段瑞秋是按照“非虚构”标准去做的。她跑得很辛苦，写得很认真，把一件艰难的工作，圆满完成。她对我说，我写得那个累啊，那个背疼手疼和心疼啊，无人所知，但我高兴，写出来了我高兴。

      我也高兴，为她写好了一本重要的书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