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散文，小说

写了十几年，目的地总是若隐若现。我至此可以相信，我肯定不是早熟的天才。天才在我这个年龄已经写出了一生的奠基之作，但我却还在写作伊始就产生的困惑里绕圈子。承认这一点需要勇气，因为好比釜底抽薪，既然那伟大的自我被否定，接下来的生活就势必被打上普通人的标签。其实仔细回味，这标签一直就被贴在额头上，只因未被看见，所以就假定它并不存在。我甚而觉得，我们多数人都将经历这样的蜕变，先看清楚自己的真正面目，然后才面对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走在任何一处人丛，我们都可以获得相应的感受。柴米油烟酱醋茶，开门七件事，每一件都未可免。在此之上，才有写作这件事。但同样的生活，在不同的心境下，发生的效力是不同的。有时一个虚幻的梦境可以支撑一个人的一生，到他临终的时候都不破灭，直至被带入坟墓。这大概也可算是一种幸福。但这种幸福肯定不会在多数人身上应验。多数人会在这个梦正在做的时候猛然一醒，然后发现它形如一个混沌的球体，啪一声，它平静地碎了。这是及时的、正常的醒。最可怜的少数人，被一个梦搅扰大半生，直到生命老迈，梦幻的质地才显现，可惜回天已无力，只好带着无尽的遗憾告别这个世界。这是非正常的、悲惨的醒。

作为普通人，我想我所经历的与多数人并没什么两样；但作为普通人而能写作，我觉得上苍还是充满了善意。仔细回忆我的文学生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第一首诗到现在，一路上总是充满了波折，但十余年的时间，可以让我顽强地保持一个信念，除了此前毫无道理的自我认同，就是前进途中的一次次哪怕微薄的收获。我出生于乡下，在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了春种秋收，我很少产生不劳而获的念头，从而也很少遇到类似的事。但在乡下时我从未获得过写作的机缘，作家这个词在年少的我看来，是异常遥远的。直到1993年中学毕业后，我外出就读，才渐渐地靠近了写作。如果说，上苍赐予我的天赋未必那么可以依持，那我生命中几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情却构成了我文字生涯中的第一位老师。离乡背井，我的心情是孤独的，而诗歌给我的孤独提供了一个大而化之的出口。我的文字功底很浅，但写作的兴趣却颇为浓厚。现在我已经很难回忆起自己是如何开始了第一首诗的写作，而这事实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诗歌，我渐渐发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这个世界并非我们生命中固有的，更多时刻，它是对那个特定世界的转述和旁证。我在很短的时期写下了很多，借以表达我在这个世界上发现了什么。我反复地阅读我写下的诗歌，并把它们同那些纸上印刷品做着对比。区别是非常明显的，我并未写下什么，那些含糊其辞的分行段落，简直像一团团梦中呓语。

我的诗歌生涯经历了最初狂热的六七年光景，然后渐渐尘埃落定，此后诗歌像个老朋友似的伴随着我的生命。现在我仍然会写诗，但相比那个时候，产量已经大大减少，成品却大大增多了。有时我无意翻开旧日报章，读到那时的诗稿，依然可以回忆起那些已经远远流走的时光段落。我说诗歌是生活的旁证，也可以理解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时间记录者的角色，具有日记功能。除了当日的气候，风向，我几乎把什么都记下来了。那些隐晦的部分，只要稍加解析，就可以看清，它到底说了什么。但这种写作方式还是过于随意了，多年以后，我读到希尼的诗，才发现自己的诗歌写作走了什么样的弯路。它们离生活要么太近，要么太远，总而言之，是不确切的，而且，弥漫其中的抒情泛滥的毛病终于被我发现，此后才逐步扭转。我开始借重叙事的成分。伟大的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威廉姆·奥唐纳·希尼（199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帮了我的大忙，他是“能把平凡的日常生活瞬间转化成诗的高手”。就这样，在2003至2004两年间，我在已经开始的散文创作的间隙，写下了近四十首诗，并陆续发表出来。它们是我整个诗歌创作生涯中最早的晶体，是可以留存的部分。

我的散文创作在2002年左右全面展开。那时我已经毕业离校四五年了，经历了长达三四年沉闷而无望的小县城生活，七个月颠沛流离的深圳打工生涯，我在诗歌写作上的冲动渐渐退却。一种更为宽广的生活热情笼罩了我。我希望借助一种更为直切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2001年夏天，我在离开家乡小城前夕，曾经写下一些短小的不分行的作品，每篇700到1000字，共20来篇。因为语义连贯，大幅减少了诗歌的跳宕成分，而被我称之为散文。但这些文字，又与传统的散文写法不尽相同。它没有明确的显见的中心，很少借助实在的形体，贯穿其中的，只是一点若有若无的思绪。2002年夏初，我从深圳返回山西，落脚到省城太原从事副刊编辑工作。此后五六年间，在简陋的出租屋里，我延续了2001年的散文创作经验，连续写下了长短不一数百篇散文，直到2010年，才把其中的部分与我婚后所写的一些散文篇目合并，并结集成书，于2011年1月出版，书名《失踪者的旅行》（此书入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0年卷”）。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曾以一种复杂的姿态写下了心中的感慨：“……这本书该是彷徨的产物，它尚且没有深入到自觉的地步。换句话说，如果我先前读到一些专注的书，身体中的某些神经受到刺激，那它的面貌会迥异于目下所见。我常常做这样的设想，包括对自己的人生。当然，若从实践这方面探究，我们的旧日生活已经无可更改，而我们身体力行的部分又确实差了些。这世界上但凡有一件事能够成功，我们都免不了去钦慕，这固属人之本性，对于我们，却多是想象力的因素在作怪。话再说回来，纸上行旅，大道多歧，有时甚至不足凭信。《失踪者的旅行》写心灵的实践，自然十足的俗物，因为著者的心原本尚未打开，这一点，也早有人提及。好在是心灵的实践，这一本写了一个应有的过程，比之十年来什么都不做，有了它，也差堪告慰了。”

我说姿态复杂，是在为出书欢欣的同时，发现了许多问题。整本集子，格局狭小不说，而且时有重复。在定稿前，我试着左删右删，但发现这样一来，整本书基本就被抽干了，所以只好颓然放弃。十几年来我所有的自信在那个时候受到了最大程度的考量。当时我已经年过三十二岁了，此前差不多把人生的半数年轮都置于写作背景之下，但其结果不过尔尔。我不再坚信自己是天才。在这个前提下，我回头审视自己的生活，紧张，局促，伏低伏小，似乎很少有伸展肢体的惬意时刻。我似乎刚刚从书斋里走出来，重新看待这个世界，它芜杂的河道里泛滥着岁月的流水，那河边的重重人影都奔忙如旧，穿梭在上班下班的路上，站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街头，我免不了会想想过去的十年，我都活过了什么。那些未曾见识的人与事物都处于流动中，它们过去在那儿，现在可能不在了；那在自我之外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一次次地大睁双眼，看看我所生活过的地方，都有些什么人，在发生什么事。我有一种从散文的写作中逃离出来的渴望，或者改变自己的写法，以期把更多的，更为宽泛的杂质都纳入我的写作系统。我试验了一下，但效果并不理想。我已经习惯于追逐并记下自己的思绪。每一次尝试，不过是过去的翻版而已。偶尔会有升级的表现，但距离自己想象中的，仍是差远了。

我从2005年左右试着写了一点散文之外的文字。它们借鉴了小说的笔法，但其基础仍是散文化的。我的感觉并不好。尽管我在散文中浸染很深，但我始终不能把全部的文学理想都寄托于此。与小说和诗歌相比，我觉得它仍是基础文体。散文应该是一切作家的试金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看到目前不称职的作家太多了，他们粗糙的文字破坏了汉语的美感。但散文并非能够包罗万象。在表达情感方面，它可以细腻入微，但没有诗歌的含蓄凝练，因而不具有诗的艺术纯度；在展现生活方面，它可以日常写意，但又不及小说的去伪存真，辗转腾挪，因而可能，在文体意识上稍逊一筹。我这样类比，也只是一般性的说法，估计难以服众。因为自我写作散文开始，旧有的模式已经不可包容，许多有雄心的散文家已然开始了种种革新，他们借鉴了不少散文之外的新元素，使它看起来博大精深、恣肆汪洋。但无论怎么变，我认为它还是存在一个散与不散的辨证，一个用来修饰的“散”字，突出了散文的某些特征。事实上，无论在大众眼中，还是在专业读者或写家眼中，散文都是最容易入手的，尽管写好很难。而诗歌与小说却并非是什么人都可以实践的文体，它们都站在散文的肩膀上发展，各自另列了门户。

相比诗歌与散文，我写作小说的时日最短。之所以要写小说，一是由于散文与诗在表现手法上的困囿，我需要找到一种更强有力的文体来支撑我的写作，二是我向来认为，一个人在写作的前期更应转益多师，从各种文体中取其精华，方可博采众长，从而达致游刃有余之境。到目前为止，我尚且无法确定，这种兼顾各类文体的写作是好是坏，但我愿意在最终确定一个方向之前，多做些尝试和实践。至于这种实践的得失成败，则只有留待时日来慢慢证明。

（写于2011年7月）

闫文盛 男，1978年生。曾任文学期刊《都市》执行主编。现为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失踪者的旅行》《在危崖上》《你往哪里去》《主观书》《天脊上的祖先》《绵山访贤》《孝义木偶艺术生态考》等多部。获赵树理文学奖、《诗歌月刊》全国诗歌大赛特等奖、山西省文艺评论一等奖、孙犁散文奖、上官军乐诗歌奖。曾与人合作完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剧本《军统密杀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