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的走红，有的只是伯乐的推荐和网友的善意呼应。就这一点而言，对当前的文坛来说，也是一种“正能量”，不能说是“文学个案”。古今这样事情并不少见。鲁迅发现萧军萧红，茅盾发现茹志鹃以及小说《林海雪原》的出版等等。就是现在，这样的“个案”也不仅仅是余秀华一人。几个月之前，中央台报道的安徽妇女、48岁的“葱油饼大姐”赵林，15岁得病缀学，21岁离家去上海，卖葱油饼。在浙江退休干部蔡昌森的鼓励、指引下，走上创作道路，她白天卖葱油大饼，晚上做家务，夜间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键盘。经过多年的拼搏，创作了十多万字的小说《蚁群》，引起很大反响。还有，深圳49岁的打工者郭金牛，他的诗歌专著《纸上还乡》在2014年11月同被英国、德国、荷兰等7个国家出版，被誉为“中国农民工诗人”。20多年，郭金牛也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和指导。当前的文坛须要更多这样的“伯乐”。

　　从余秀华走红的过程看，也有其必然性，现在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她是经过了15年的辛勤耕耘，才有今天的收获。人们在欣赏她的诗歌的同时，也敬佩她的毅力和勇气。从励志的视角看，她的这些付出和努力，同张海迪比，同全国优秀的残疾人比，毫不逊色，这应该得到肯定，怎么能说连一个励志的典型都够不上呢？还应该特别指出，这之前，她就得到了一些人的关心和照顾(例如，当地残联曾给她送个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读“余秀华现象”不能忘记的，是值得我们提倡的“正能量”。

　　至于余秀华今后能发展得怎么样，她是真正成为中国的艾米丽·迪肯森还是从此默默无闻，我们不能预测。不能以此论今日“走红”的是非。我们应该从这个“个案”中，研究其背后的普遍性问题，不能以“不能复制”为由而将其一棍子打死。

        张兴德对她的评价： 

      是她的诗的奇幻、率真、真实，人性的释放以及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吸引了诗坛内外的一些人。她的诗没有直接记述历史事件，但是，却留下了历史的痕迹。她让我们从她的诗中，看到了除了小岗村、南街村之外的另外的一个“梁庄”。她的诗展现了另一类的生活真实，为我们的民俗学家、社会学家提供一种可供研究、应该关注的社会生活现象——真实的、原始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