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地之境”（序）

吴子林

    时间过得真快，不经意间一回首，便已过了“不惑”之年，自己视若生命的学问却长进不多，难免惶惶然起来。于是，稍稍放缓匆匆的步履，看看脚下的足迹，想想不远的未来。

    近日品读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学龠》，其云：

    梁任公尝云：“初学勤发表，可助读书。”今人都信此说，乃竞务于找题目，因为有了题目即可写文章。实则在读书方面的工夫是荒了。因此在学问上没有入门，而遽求发表，而且多多益善。直到今天，能发表文章的是不少了，但是真能传授后进的则实在太少了。人人无实学可授，如此下演，支离破碎，竞创新见，而并无真学问可见。因此人人都爱讲新思想。但新思想也应有一传统，应须于从前旧思想中有入路，始于其所要创辟之新思想有出路。即在思想家，亦岂能只出不入。今天大家都不求入门，尽在门外大踏步乱跑，穷气竭力，也没有一归宿处，此病实不小。……经学、史学、文学，今天都不讲求，却高谈中国文化。这样则纵有高论，也难有笃论。纵有创见，也难有真见。……①

    联想到今日风行学界的“学位体”、“项目体”，对钱穆先生的这般锥心之论惊佩不已！十余年来，身处编辑岗位，自己审阅、编辑了多少这样的文章啊，而自己又以发表多少类似的文章而“沾沾自喜”啊！于是，汗颜不已几至汗不敢出！“学位体”、“项目体”之著者一味贪多求快，诚如钱氏所言，病在“不学”，“未曾入，急求出”，“只求表现，不肯先认真进入学问之门”，故来自客观者少，而出于主观者多；由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它们“甚而至于凿空为有，无事生非，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飚于静树。览其大著，构篇虽颇宏阔，发思不乏杼柚，但论述却总显得浮泛、空疏，缺乏稳固的支撑” ②。因此，这些自以为“学问”者，“并无真学问可见”，“纵有高论，也难有笃论。纵有创见，也难有真见”！钱穆先生说得真好：“学问非以争奇而炫博，非以斗胜而沽名。求以明道，求以济世，博古通今，明体达用，此真学问从入之大道。”③学问之道若不改弦更张，仍在为“稻粱”而谋，仍在为“学位”或“项目”而“打工”，尽炮制些思想贫乏、气味枯索、因注水而浮肿的论著，其前景必是黯然无疑的。

    那么，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学人而言，我们的“出路”何在呢？我们不妨听听钱穆先生的忠告。他在1963年3月8日新亚研究所第37次学术演讲讨论会上说：“我只希望诸位能先多注意读书，且慢注意发表。能先注意求入，且慢注意能出。”④半个世纪都过去了，此言犹萦绕于耳，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钱穆先生指出：

    若真求学问，则必遵轨道，重师法，求系统，务专门，而后始可谓之真学问。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有真知识，始得有真思想与真理论。而从事学问，必下真工夫。沉潜之久，乃不期而上达于不自知。此不可刻日而求，躁心以赴。⑤

在钱穆先生看来，自古迄今，学问能成一家言者，主要在其学问之广博互通：

    凡做学问，则必然当能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备具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⑥

    学问当通时代，切身世，否则只是识字读书，如蚕吃桑叶，却不吐丝。钱穆先生指出，进入学问步骤有四：第一步是专门之学（读一书，治一人、一家、一派），第二步是博通（从此专门入，又转入别一专门），第三步仍为专门，第四步是成家而化（既专门又博通，将其所学皆在他一家中化了）。简言之，先“由专而博”，进而“由博返约”，所谓“约”即指其归属于他自己的，亦如《中庸》之所谓“致曲”；“致曲”之后，则又须“能化”，自成其为一家之言⑦。钱穆先生云：

    今天我们做学问，应懂得从多门入。入了一门，又再出来，改入另一门。经、史、子、集，皆应涉猎。古今中外，皆应探求。待其积久有大学问之后，然后再找小题目，作专家式的发挥。此乃为学问上一条必成之途。⑧

为此，钱穆先生还提示了学问的“入门”之径：

    从来大学问家，莫不遍历千门万户，各处求入，才能会通大体，至是自己乃能有新表现。即如古人《文集》，好像最空虚，其实包括经、史、子、集各方面学问，而融化了始能成一大家集。故读大家文集，实应为学问求入门一省力之方法。⑨

    善做学问者，应能“推寻”而后“会通”，如程子所谓“自能寻向上去”；“推十”而能“合一”，然后“吾道一以贯之”，而成为一“士”，如此亦即孔子所谓“下学而上达”，亦即朱子所谓“一旦豁然开朗，而求至乎其极”。“推寻”再“推寻”，“会通”再“会通”，益进而深求之，或可自成一崭新的思想体系，拥有一种高瞻远瞩、总揽并包之识度与气魄，而具备引领思想之力量。环顾今日学界，能践履上述学问“四部曲”，治学而不至支离破碎，出才情、出见地、出思想、出断制者，又有几人呢？

    童庆炳是我的授业恩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在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史上，童庆炳是国内文艺思想自成体系、屈指可数的学术大家之一。数十年来，童庆炳在文学基本理论、文艺心理学、中西比较诗学、古代文论、文学文体学、文化诗学、审美教育以及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等诸多领域里，纵横捭阖，卓然成一学派，并以其深邃的学术思想始终引领着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童庆炳还是著名的教育家，精心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硕士生，其中包括著名的当代作家莫言、余华、刘震云、毕淑敏、迟子建等等；迄今为止，童庆炳还培养出了文学博士七十余人——其中大多数已成了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学术骨干与学科带头人，深刻影响着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而有“童家军”之美誉……面对这些丰硕“果实”，童庆炳心若止水，他喜欢不倦地劳作，特别欣赏王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童庆炳的人生格言是：“无待乎外，有待乎内。”在他看来，自然而然，随遇而安，又总能不断发现美的境界，不失为人生的极境……

    ——童庆炳所抵达的，是无数学人梦寐以求的“极地之境”。

    纵观中国古今学术史，那些抵达“极地之境”的学问家，仿佛耸立在我们眼前的“喜玛拉雅”一般，在让我们景仰的同时，也期待着我们“翻越”或“超越”。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代诗人安琪有一首名诗《风过喜玛拉雅》：

    想象一下，风过喜玛拉雅，多高的风？/多强的风？想象一下翻不过喜玛拉雅的风/它的沮丧，或自得/它不奢求它所不能/它就在喜玛拉雅中部，或山脚下，游荡/一朵一朵嗅着未被冰雪覆盖的小花

   居然有这种风不思上进，说它累了/说它有众多的兄弟都翻不过喜玛拉雅/至于那些翻过的风/它们最后，还是要掉到山脚下

   它们将被最高处的冰雪冻死一部分/磕伤一部分/当它们掉到山脚下，它们疲惫，憔悴/一点也不像山脚下的风光鲜/亮堂

   我遇到那么多的风，它们说，瞧瞧这个笨人/做梦都想翻过喜玛拉雅。

    作为中国文艺学界的一座“高峰”，童庆炳的学问之道是极好的典范，当能沾溉年轻一代的好学深思之士。学术研究是一个薪火相传的过程，研究童庆炳不仅可以向世人展示中国学人独特的文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还可昭示中国未来文学研究的路向。以是之故，当我写完《童庆炳评传》，就自然想起了安琪的《风过喜玛拉雅》：这大概是因为自己想做一个“笨人”，“做梦都想翻过喜玛拉雅”吧。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