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晚报》的采访 

《成都晚报》：据了解，今年9月，全国多个出版社的语文教材将进行“大换血”，将不同程度增加传统文化课文的比例。以语文出版社教材为例，该社出版的语文教材修订版，七到九年级的语文课本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选文共计59篇，约占全部选文的48%。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认为当前语文教材亟待改进的有哪些方面？

叶开：语文教材作为学习语言文学的主要材料，理应具有严谨性和稳定性，保持有序的更新和更新节奏，而不应该动辄“大换血”。我个人一直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学习，也对目前教材的比例不当做过批判，因为还没有研究过语文出版社的新版语文教材，对其中选文变化没有直接的感受，我还无法具体评价。关于传统文化的学习，我们需要打破狭隘的“国学”观念，打破“独尊儒术”的僵化局面，而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多源头的优秀文化纳入教材编写的视野。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次对“独尊儒术”的打破，都带来了学术的繁荣，唐代如此，明代后期也如此，民国时期的学术大繁荣，更是如此。以目前教材的思想模式，编写模式，管理模式，语文教材改进余地不大，所谓修改都是换汤不换药，我觉得已经无计可施了。

《成都晚报》：您于去年出版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中，对我国传统古诗文没有提及，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叶开：我编写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是一套十卷本的系列，因为慢慢地斟酌，筛选，撰写，目前只出版到四卷五本，另外还有《文言小说》《文言散文》等四本还没有出，但相关的传统文化、文学作品的编选工作和积累工作，前几年就开始了，传统文化的相关分册，近年就会陆续推出。事实上，在已经出版的《综合阅读分册》里，我就选入了唐传奇名篇《板桥三娘子》和《来君绰》，并且加以详尽导读，在上外附属双语学校等初中班具体讲授时，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成都晚报》：《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去年一经出版，引起全国学生、家长、老师热议，为什么没有将这本“最好的语文书”做成教材？

叶开：目前的教育制度，还不能容许我这样的个人进入“教材”体系，而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阅读方式。目前的语文教材编写思想和体系都已经僵化，如果按照这种模式来编写，我也翻不出什么花样，所以我更愿意采取“反教材”的模式，编写语文书。相关的语文教学问题，近二十年来有识之士奔走呼告，都在原有系统里打转，收效甚微。我觉得必须打破现有的语文教材思考模式，才能有效改变和真正提升中国学生和中国公民的语言文字水平，因此，我一直呼吁离开语文教材，进入到古今中外浩瀚的知识宝藏中去。也因此，阅读我编写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还有其他学者编写的优秀阅读选本，再进一步地去阅读更多更好的作品，才是提升自我语言文字修养的有效方式。

《成都晚报》：昨日我采访了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他对您本书评价“不应该把语文与文学完全划等号”、“我总的观点是，语文与文学是不能划等号的，我也不赞同偏文学化的语文”，对此想听听您的回应。

叶开：我一直很关注王旭明社长，他为语文教育所发出的各种口号影响了很多人，在微博上也拥有大量的粉丝。但是他对语文的认识并没有能打破一个视野狭隘的语文老师所固有的局限，也缺乏站在不同视角看待语文问题的能力。语文教育界一直有两个流传深远的谬误：A、语文不是文学；B、语文是一门科学。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语文不是一门科学》批驳了问题B，看来要再写一篇文章批驳问题A了。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语文，谬误流传得多了就成了科学。五十年代之前，没有语文；中国之外，没有语文。把语文当成是一门工具的，也只有中国语文教育界。这些，都需要继续反思。感谢你的采访。

主：此文为《成都晚报》访谈稿完整版。因为记者采写，总喜欢掐头去尾，耸人听闻，渲染各种“激动”，所以我得发一个全文来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