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农妇余秀华火了，诗集被出版社疯抢出版，诗句被网络模仿造句，当地官员甚至还有一个构想，以余秀华为龙头，打造乡土诗群。好像写诗这份纯个体手工活儿，也需要像草原上围猎，纠合一帮杂七杂八的人吆喝、驱使、下套，并专事敲锣打鼓虚张声势一样。

　　也有人发挥一以贯之的考据癖，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了半晌，不无狂喜地发现，余秀华的诗涉嫌抄袭！至少也是模仿！“很不成熟嘛”。当然，这样讲的人都是“诗人”，或者说“职业诗人”。入伙是有门槛的，对于余秀华这样的农妇而言，怎么着也得呈上一点“投名状”什么的，以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啥也没有，就靠着几行分行文字，也配称诗人？

　　其实，眼下的余秀华，说好听点是火了，不客气地说，仍不过是被围猎的猎物而已。人们看到更多的是附着于她身上的商业价值、政绩可能，还有附骥算计—这当口儿，就算踩踏几脚余秀华，不火也不成呀。没准儿，踩得越狠，火得越快。余秀华大火，踩的人小火。踩是“诗人们”的行为艺术、夸张姿势，而火才是终极目标。

　　不过，这些喧嚣，在余秀华那里，都不重要了。她更愿意隐匿在自己的诗句、诗情里，“爱着，痛着，追逐着，喜悦着，也有许多许多失落”。她之所以选择躲在诗歌里面，只是因为身为脑瘫，写下每一个字都很吃力，“在所有的文体里，诗歌是字数最少的一个”罢了。

　　这样赤裸裸的道白，尽管真实，却十分坚硬，难免让那些以诗歌为志业、为“不朽之盛事”的诗人们尴尬。那可是饭碗、门票、鲜花还有退休金、社保待遇啊，怎么可能这样直白地讲出来？

　　余秀华至今感念自己的一位老师，她说，“我把一个日记本的诗歌给我老师看的时候，他给我的留言是：你真是个可爱的小女生，生活里的点点滴滴都变成了诗歌。”好像还没有一个记者有兴趣试图去找出这位老师，但在我看来，这位不知名的老师才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诗人，他的嘉言懿行，帮助余秀华找到了自己的避风港。而他的最动人诗句，就是余秀华。

　　诗歌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生活，生活的一部分，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有态度的生活，而不是其他。诗歌之外，别无所有。

　　为什么那些顶着诗人之名的“诗人们”，“觅”起句子来举步维艰？或者干脆堆砌一行行不知所云的语句蒙人蒙事？很简单，诗歌于他们而言，早已与生活剥离了、隔膜了、邈远了、异化了。文物器具摩挲久了，表面会有一层覆膜，是为包浆。而诗歌则不然，过度包浆，不免营养不良，远离了初心。

　　余秀华则不然。诗歌就是她的生活，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诗歌把我生命所有的情绪都联系起来了”。在她摇摇晃晃的人间，诗歌是唯一可以让她稳稳当当的拐杖。她吟唱着、感动着，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自我完善和升华。现实的地平线一点点退去，而诗就像潮汐一样，把整个的人、整个的生活包裹了起来。很难分清楚，哪一层是生活，哪一层是诗歌。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

　　诗意氤氲中，没有人真的会把她看做是“一棵稗子”；而现实中，她的生活其实并不会比“一棵稗子”更沉重、更安全。稗子云云，更像是个人境遇与情绪的自况。现在很难再还原余秀华这几十年来的挣扎与困惑了。即便有所谓的“苦难历程”，也多是含笑的眼泪，而非含泪的微笑。转换来得如此突如其来，似乎再去翻腾前尘往事，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而事实上，千千万万个余秀华这样的草根作者、民间诗人，仍在尘埃里卑微而无望地吟唱着。

　　吟唱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吟唱。这可能是这部分诗人抑或农妇、打工仔、流水线工人的宿命，却也是生活的支撑，意义之所在，价值之彪炳。而这，也是诗歌的本来面目。

　　诗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诗在民间，诗在草野，诗在诗本身。为什么很多人在欣喜余秀华的同时，也每每指出她的诗句“扎眼”？无它，长期浸泡在伪饰中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伪诗的温吞水，乍一过眼余秀华赤裸裸、直剌剌的句子，本能的反应罢了。他们不知道，诗歌本来就是这样的。君不见，尽管经过多重修饰，至今读到《诗经》、《楚辞》，仍会被其间不时腾跃而出的“毛刺”击中。

　　这“毛刺”，就是诗的本源。遗憾的是，在后来的传唱中，“毛刺”渐渐光滑，竟至于干干净净。尤其是当“诗人”成为一种职业之后，这种打磨、修饰愈见其浓，诗意、情味、生活的况味，往往被重新形塑了。

　　可见，楚地出现余秀华这样的“畸人”，猛辣的诗章，一点儿也不意外。可以视为是对既往的回归，也可以视为一条活泼泼的新路。

　　余秀华说，“作为我，一个残疾得很明显的人，社会对我的宽容度就反映了社会的健全度。”其实，诗是最平等、最没有标签的。余秀华可以讲自己的残疾，而我们，只要静心读诗就可以了。

　　余秀华同时推出两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广西师大出版社）、《摇摇晃晃的人间》（湖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