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诗人余秀华到底为什么会被热议

    潇湘晨报[天下评谈]评论员周东飞

余秀华，1976年生于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性瘫痪。读到高二的她一直赋闲在家，前后写了16年的诗歌，直到2014年9月《诗刊》下半月刊“双子星座”栏目重点推出其组诗《在打谷场上赶鸡》及随笔《摇摇晃晃的人间》。有人称，“她的文字像饱壮的谷粒一样，充满重量和力量”，也有人将其定位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随后，因为《诗刊》微信公众号的推荐，她的诗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爆红。

余秀华的那首传播甚广的《穿过大半个中国》是好诗吗？作家叶倾城在《京华时报》上评论道，因为我知道是一个脑瘫女子的作品，我猜想这是她也许到目前为止从未曾实现的绮念。“你”，也许只是网络上潦乱的几个名字、瞬息即灭的一封邮件，立刻，沉甸甸的生之分量压过来，让夸奖与批评都显得那么荒谬可笑。看来，这位作家吝啬着她的夸赞，正如她的吝啬一样，她的鼓励却来得相当奢侈：有没有灵魂都不要紧，会不会被读到其实也不打紧，只要把郁结的力量发射出来，每个人都会是一个不再沉默的火山。

相反，评论者舒天烈却将余秀华称为同质时代的“异质之人”。他认为余秀华之所以被关注、被追捧，正是因为这样的奇能异士，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越来越难以寻觅了。全民娱乐抹平了个人的兴趣，快速消费让功利取代了痴迷，生存压力更无法承载起无所事事的闲适人生。余秀华的诗艺究竟如何，可以交给专业人士去评判。但这位女诗人，却以自己的“异质性”，给出了这样一个范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还有着不同的活法。即便是在再普通不过的小院子里，也还能找到不同寻常之人、遇到不同寻常之事。在扁平化的时代里，她提供的与其说是诗歌，是真挚带来的感动，不如说是一种深度，是关于生命仍然存在无限可能性的惊奇。

余秀华到底为什么会被热议？刘海明的答案是，她能够让人想起整个文坛。他的文章说，我们的文坛的核心不是自由精神在统治着，而是利益成为了文坛的逻辑，作品商业化成了文坛的主打科目。这样的文坛，产量不是问题，册封的封号也蛮吓人，可惜却多呈豆腐状，难以提得起来。余秀华受热议，无形中让不少人感慨“虽然我不懂诗，但是感觉字里行间很有冲击力”，“感觉跟海子的诗很像啊，文字很干净，感情有冲击力”。进而，人们发出了“让诗歌回到诗歌，文学归于文学”的呐喊，并伤感“可现在文学好多都被商业利益所侵蚀”。对文坛不景气的郁闷，想必才是余秀华被热议的真正动力。

持相近观点的还有严辉文，他认为“秀华体”最直接的效应是让人们反思诗坛现状。诗人们的苦闷似乎在于，诗与社会的不兼容，诗与市场的背反。好像我们的时代不需要诗歌，所谓“诗意地栖居”，不仅是毫无用处的饶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妨碍人生的。许多诗人从此容易迷失自己，也迷失了诗性的语言。或许另有一些有天赋的诗人，对世俗生活采取一种远距离和敌视性的态度。更多的诗人整天总是愤愤不平的。他们愤愤不平于拙劣的诗歌充斥坊间，愤愤不平于平庸得简直不能叫诗的玩意占据各种版面，愤愤不平于各类奖项被人掌控和霸占，愤愤不平于自己的作品无处发表无人能识，更谈不上叫好又叫座。严辉文总结说，相反，余秀华的诗显示着“好作品主义”独一无二的市场奇观。

基于对余秀华诗歌现象的乐观，《北京文学》副主编师力斌在《环球时报》宣布诗歌在新媒体时代获得了重生。他说，人们忽略了新媒体时代，诗歌已成为最便宜的文化消费，诗歌是一所距离最近的教堂。随着中国的历史转型，中国人的精神危机日益暴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去教堂、做教徒。余秀华没有去信教，她选择写诗。诗歌实际上扮演了她的教堂。在一个经济主导、利益困扰的时代，关注一点诗歌，阅读一点诗歌，或许可以更真切地理解这个时代的偏见，或许可以带来意料之外的心灵收获。

有媒体已经在探讨余秀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光明日报》也在论证走红的余秀华能否让诗歌火起来。评论者周俊生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说余秀华的诗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准，那是言过其实的。余秀华忽然走红，部分缘自她的诗，部分也缘自媒体贴在她身上的身份标签。在社会平稳运行的当下，诗歌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产品，与人们世俗的追求并不很合拍，成为少数人仰望星空的产品。由媒体制造的这一场诗的泡沫，让我们认识了一位诗人，但其并不能唤起人们对诗歌的热情。真正的诗人，都只能在安静的一隅从事艺术的追求，这种浮华的炒作给他们带来的，至多是一帘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