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走出自恋的青春成长——评“80后”女作家许佳的长篇小说《我爱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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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恋的成长声音
《我爱阳光》堪称“80后”一代青春成长的自画像,它以几个高中生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为主线,在由校园、家庭、社会三点一线构成的成长空间中,深入挖掘了少男少女隐秘的心灵世界与广泛存在的自恋人格。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将自恋作如下简单定义,“是一种持久性的、形式多样化的、综合性的人格结构,是一种个体对于自身、自身想象以及自身在他人眼中形象的过分专注和沉迷,是一种对于自身重要性的夸大感受,认为自己比其他的人都更为优越,并相信自己有资格获得特殊权利和待遇。”②但在日常生活中,自恋人格则具有更为复杂多变的形式与内容,甚至为理论概括所不及,这就为文学探索自恋现象留出了广阔空间。一般来说,正常的自恋是一种肯定性的自爱,表现为渴望得到他人的尊重与认可,具有积极作用;病态的自恋是一种人格扭曲,体现为嫉妒、自大、支配欲、特权化、缺乏同情心等,严重阻碍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较之成年群体,自恋文化人格在青少年群体中表现得更集中、更普遍,更值得警惕。《我爱阳光》中的三个青年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自恋性格,这使该部小说不仅具有从家庭、学校、社会等角度深刻反思青少年成长问题的教育价值,亦具有集中展示人物“自恋情结”的特殊创作价值。
在《我爱阳光》中,高二男孩秦庾虽然有些腼腆、内向,却是老师和家长喜欢的乖孩子,本来这样的好男孩形象可以一直维持下去,突然有一天因为给人传条,成了考试作弊的主角,受了处分。于是,当各种“关心”“批评”扑面而来的时候,他再也无法维系原有的镜像“外我”,一头跌入贬低他人、自我崇拜的精神泥潭。他开始感到厌烦一切,厌烦各种“假模假式”和成人世界的虚伪与欺骗。自恋成了他精神自助的唯一方式。正如他对考试处分所作的热讽,“一个人倒霉起来就这样,连一群土豆也能举手反对你。”“这个可悲的地球就活像一个大号土豆。总有一天我也要变成一枚土豆的……我已经在昏昏欲睡地变成土豆了……”秦庾这种阿Q式的自恋法术,一方面将同学、老师、校长、爸爸妈妈等组成的生活圈,丑化成了一个布满傻瓜和土豆的世界,一方面又妄图以自欺的方式清空考试处分带来的强大压力。显然,这种贬低他人、回避自我的心理冲动正是主人公消极自恋的情感产物,它有着强大的精神惰性,构成了主人公成长之途中难以逾越的生命羁绊。另一方面,舞弊心境下的秦庾又脆弱无比,不可名状地将阅览室偶然结识的女孩吉吉视作救命稻草,死死抓住不放,并真切地直觉到“她的后面是我世界的尽头,而她……是我世界尽头的保护人”。迈克尔·S.特鲁普(Trupp,M.S.)对此曾有过精彩的评价:“自我‘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可能受到高度评价,只是因为它被知觉和经验为过度自恋性自我的一部分。”③理性地看,萍水相逢的吉吉只是困惑的秦庾暂时停靠灵魂的一个渡口,而他努力抱紧的只是出现了心理障碍的“内我”。
王海燕的自恋人格无疑属于另一类型。她是现行教育体制下的天之骄子。在学校大名鼎鼎,拥有一系列骄人的荣誉与光环,更让人艳羡地是幸运地被F大学新闻系提前录取。从很小的时候王海燕就形成了坚实、透彻的贵我意识,她信奉的是“把自己交给自己保管总是最安全的。别人能教我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其实,正是这种自信与决绝,形成其自我膜拜的同时,也促成她对“自我”的透支。就王海燕陷入早恋漩涡而言,虽然早恋的青春伤口主要肇始于人们年幼时幻想、多梦的生命本性,但她的“贵我”经验显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诱因。花季雨季的妙龄使她不可理喻地对秦庾这个名字萌发了诗意的畅想,“不知怎么,我猛然联想起‘东边日出西边雨’的诗句来——秦庾,念起来像是‘晴雨’,多秀气的名字!”而当她看到秦庾赌气似地站在面前,带着一副礼貌而略显委屈的神情时,竟然奇迹般地意识到,“他需要人帮助,而那人就是我。”实际上,她的这种判断是极其武断的,因为“文学作品中一些主人公自以为无所不能,仿佛有种得天独厚的心理状态,均系自恋情结在作祟”。④当终于到达成长彼岸的她重新检视这段青春阵痛,认识到这更像一种超越了爱情和友谊的第三种关系时,不禁感喟“是不是他从一开始就该做我的弟弟?”
二、寻找镜像自我
如上所述,处于高中阶段的秦庾与王海燕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自恋困境。本质上这种矛盾人格乃是成长的一种伴生物。从成长角度讲,儿童要切断与母体的“脐带”连接,重新确立归属感,就必须经历一个主体存立的个体化进程。雅克·拉康(Lacan
环顾儿童最初的成长环境,他最先寻找到的认同对象可能就是自己的父母,所以双亲情结是制约儿童人格心理发展的首要因素。康伯格(Kernberg)就“将自恋看作父母拒绝或疏忽儿童的产物,他认为父母对儿童的冷漠拒绝,会使儿童防御性地退避,并认为唯能信任、依赖或爱自己”。⑥秦庾自恋人格的生成轨迹就体现了上述论断。在秦庾那里,父母角色是苍白无力的,他们借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为由,放弃了父母的抚育职责,为了获得父母的重视,秦庾甚至希望以故意逃课,迫使父母寻找的方式,来提高自己在父母心中的地位。当一切努力宣告失败时,他不得不承认一个可悲的事实:父母最感兴趣的只是他们的爱情与他们自己。唯有一次,妈妈因为怕雷、怕闪电破天荒地要儿子去和自己呆在一起,但他却由此进一步看穿了母子情深的谎言,“要不是爸爸走掉,她才不会害怕,要不是爸爸走掉,她才不会来找我,要不是爸爸,她谁都不会等、谁都不愿陪的……。”尽管如此,做父母的却不肯承认他们漠视孩子的事实,自欺欺人地维持着好父母的形象,正如主人公声嘶力竭地发出地呼吁:“他们早八百年前就忘记了,我是多么需要他们。”透过父母的自私,他觉得世界就是一个假模假式的世界,“责任”、“情感”、“缘分”、“爱”也都是一些谎言,世间不会有人真正关心自己,所有人真正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痛苦、自己所受的伤害。于是,秦庾不再在向父母寻求感情慰藉,而是转向自我,并导致“个体将积极的、理想的自我及他人的特征整合在一起,而建构出一个夸大的自我。为了维持夸大但又脆弱的自尊,病态自恋个体会防御性地避免意识到自己或他人的消极方面。”⑦所以,成长中出现的信任危机、认同危机,使秦庾无法达到对世界、对他者、对客体的爱,而最终停留在自我防御、自我夸大的自恋阶段。
与秦庾向父母寻找镜像认同相异,王海燕凝视的对象是她的姐姐。从容貌到能力,从个性到心理,姐姐一直是王海燕私下模仿、追逐的目标。但面对姐姐的时髦靓丽、潇洒来去、骄人佳绩,烙上王海燕心头的唯有刻骨铭心的自卑感、失败感。从小到大,对姐姐的怨怼历久弥深。正如王海燕向姐姐宣泄的那样,“其实我一直嫉妒你。从小就数你聪明、漂亮、活泼、开朗,谁都似乎更喜欢你。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魔力,别人的注意力全都被你吸引去了,留给我的所剩无几。我拼命地想做好,发疯似的读书,可我仍然不如你。……我觉得我整个的童年是在你的压制下度过的,我总在和你进行着无形的比较。最可气的是,你并不屑于和我比”,“我就是不明白在外面最优秀最出众的自己,为什么一到你面前就黯然失色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三、步入后创伤现实
如果说,成长历程中的秦庾与王海燕都在通过持续不断地认同某个特性而不断形成和改变自我,那么,与秦庾、王海燕的创伤童年不同,吉吉的童年记忆是无忧无虑的,吃娃娃雪糕、水蜜桃夹心水果糖、糖浇出的金黄色十二生肖,吃廉价的西餐,啃生煎馒头等构成她那个时候“生命的全部快乐、全部意义”。在这种单纯、透明的心理基础上,吉吉建构的镜像阶段最富于生命感,并能够适时地完成生命转换。正如弗洛伊德(Sigmund
吉吉是小说中自觉追求完美与诗意的女孩。面对高考的黑色七月与未来的人生道路,她也曾迷惘、缺乏自信,但丰盈、细腻的生命感,使她能够从生活的点滴中汲取生命养分,克服成长危机。从同学家回来时在小书店避雨,偶然读到米兰·昆得拉小说中的一段轻巧、飘逸的文字,她情不自禁地被书中描写的那个挥手、转身的动作所感动,想象到“甚至冲动地企图去模仿”的程度。并在意境优美的文字中感受到动人的生命光芒,成为小说中周身仿佛缀满金圈、轻柔地似乎要飞起来的阳光女孩。她的阳光特征还体现在生命的细节性中。为了让高考的单调景观增添一缕亮色与清新,她刻意买了一小束紫色的勿忘我,迎着班里同学齐刷刷的目光走入教室,尽情地分享那种不张扬的小花带给生活的想象与快乐。吉吉的诗意还让她陶醉地想象抹上冰蓝色指甲油的手指,好比房间里的十个小天窗,透过指甲可以看到又高又远、又蓝又亮的美丽的天空。正是这种鲜活、灵动的生命意识,使她既欢欣于和秦庾的相识,真正读出洋溢、流动在这个男孩身上的蓬勃的生命力,分享一份他的单纯与美好,又能理性地对早恋与友谊作出取舍,她清醒地看到生命流动不息的事实,在日记中告慰自己也勉励秦庾,“人生是不容你想清楚所有的细节之后才迈步的”,“错也只能错了,东西掉了是捡不回来的,可你又怎么知道,前面没有更精彩的等着你呢?……秦庾,我要走了——你也走吧,把你的童年抛到脑后吧……”
作为全书的关节点与隐喻符号,吉吉以她特有的清澈灵动与美仑美奂感动着、模塑着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据研究,处在向成人过渡的特殊成长阶段的青少年,基于完美化、浪漫化、叛逆性的成长心态,为了确认自我身份,“往往通过选择偶像,通过浪漫的想象,将未来的自我价值、角色期待与情感寄托投射在偶像身上”11。秦庾是最早发现吉吉阳光心性的男孩,舞弊心境下的他每次巧遇吉吉都被她身上完整闪活的生命力所燃亮。(事实上,在吉吉眼里秦庾身上也同样闪耀着灼人的生命光芒,她欣喜地将之比喻为“郁郁葱葱的大树”,“树梢挂满了银光闪闪的铃铛”。)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秦庾的拯救者,吉吉的淡出,虽然构成秦庾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但她毕竟用死亡仪式改变着秦庾对生命的看法,最终促使其走向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对王海燕而言,相处三年的同桌因煤气中毒猝死的事实,同样是她成长历程中遭遇的一个重大心理环节,并直接导致她对生存命题的拷问,“谁能担保自己下一分钟不会像夕阳一样淡出呢?”人生“最可怕的不是坠落”,“而是淡出,像我同桌那样,毫无预兆、毫无保留地、永永远远地淡出”。更具戏剧意味的是吉吉煤气中毒死后,王海燕才知道同桌抢走自己男友的事实(而在此之前三人都不知道自己已误入爱情与友谊交错的雷区),显然,正是这种雪上加霜的人格创伤骤然将王海燕驱赶到了精神存立的边缘,迫使她正视成长阵痛。弗洛伊德就认为,“受创伤的人格越成熟,他或她就越能完成下述任务:战胜、驾驭和‘取代’由创伤所引发的有害的挫折。……重构一个新的后创伤现实并恢复与当下生活任务的功能性协商。”12其实,自恋本质上是年轻人对理想化自我的一种生命渴望,正如秦庾与王海燕最终能够实现自恋人格的转换,根底上还是以二人的生命积极性为原动力的。由此可见,与其说吉吉从精神层面拯救了两颗年轻的心灵,不如说是她的生命意识帮助二人消除了自恋病灶、重新发现了自我。正如小说结局中秦庾与王海燕富于深意的和解,也许就是这种生命斗争的最圆满、最深刻的隐喻。
注
①许佳:《我爱阳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4年、2010年两次再版)。有关《我爱阳光》的引文均出自1998年版。
②赵志瑜、敖天侠:《自恋的研究概述》,《绥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③⑩12[美]迈克尔·S.特鲁普:《弗洛伊德》,李超杰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页、第33页、第29页。
④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33页。
⑤[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⑥⑦孙灯勇、郑佳:《自恋人格的结构、形成机制及相关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⑧[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周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42页。
⑨[法]拉康:《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一个阶段》,《拉康选集》,储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11袁园:《传播学视野下的80后文学》,《北方论丛》,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