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巽达: “娱记”能否转型成“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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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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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机我们也追得上”
依我看,有解决的方法,那就是:狗仔的归狗仔,文化的归文化。此话怎讲?不妨从读者观众的审美取向说起。
谁是俗众?谁是雅众?有些秀才为贪图方便,总是喜欢将两者截然对立,以方便说事。但事实上,雅与俗,并不那么水火不容。别说存在大量雅俗共赏的事物,就连同一个人,也会时雅时俗,甚至大雅大俗。所以我们就可以解释如下现象:一方面,赵本山的小品让人乐不可支;另一方面,《中国成语大会》也让人沉迷忘情,而后者对知识文化的考验并不轻松。两拨观众都人数众多,以上亿计,相信有很多是重叠的,比如在下就是。那么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雅的追求和渴望,也是芸芸众生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问题是咱们能捧出怎样的好货色?
于是说回题目。“娱记”是个大概念,通常情况下,“文艺”这一摊很容易被称为“文娱” ,“娱记”就是这么来的,不过总比“艺记”听上去顺耳。文艺乃至扩大到文化,是文艺条块或文化条块记者的分内活。撇开狗仔意义上的新闻不谈,相当多的文艺或文化新闻,是由他们伺弄的,弄得好不好、到不到位,直接影响读者观众的文化趣味和品位。很多媒体存在着这种状况:文艺记者在报道文艺新闻时,免不了夹杂评点评说的部分,于是他们就责无旁贷地充当起半个“文艺评论家” ,引导着大众的审美方向。说得对不对,说得好不好,除了专业人士能够判断,一般大众基本是被牵着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形:一些“娱记” (广义的不含褒贬的统称)在“擅长吸引眼球”的惯性下,抓不住本质,只炒作皮相,把原本有寓意乃至深意的文化事件,操弄成狗仔新闻,还煞有介事地评点调侃,全不着调。他们在沾沾自喜的同时,还误把自己当成“文艺评论家”了。
当然也不能全怪他们。咱们的国情下,很少有文艺评论家的用武之地,他们空有专业素养和才华,难以施展拳脚——你能无偿或低偿地遍看各种戏剧、电影、音乐剧、舞剧么?你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国际级艺术大师的活动么?即便看了、了解了,你有媒体上的专栏或版面么?你有“娱记”或“娱编”约稿么?你的见解观点能被他们理解接受欣赏么?我这儿可以残酷地说,纵观各类主流媒体,几乎没有。实际上,“娱记”们把他们的活给包干了。
好在“娱记”也不是一刀切的,随着媒体从业者学历门槛的提高,随着一些有理想抱负的“娱记”们自我提升迫切度的提高,从中涌现了一批从“跑专业”到“研专业”的人才,比如有的跑戏剧条线的记者,逐步成长为“票友”和剧评家,还有的成为“影评”“乐评”或“画评”的专家。虽然深度和广度有限,但至少能不说外行话,不误导大众。这是可喜的现象。当然并非“娱记”们都有这份自觉和悟性,更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难以造就” ——拔苗助长只能成为死苗。于是就有了我的如下忧虑——
不必讳言,在咱们的媒体主掌者中,有些人只懂得“政治正确” ,却并不深谙文艺规律。由于自己是外行,就难以辨别娱记们稿件的内在质量,有时难免将记者的见解当做权威之论。在这种情况下,大众的文化品位,实际上是被娱记们引领和操控着,而一张报纸或一个电视台的记者的言论,代表着一个媒体的立场态度,社会影响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假如,上面是文艺外行,下面是狗仔娱记,你能指望那家媒体有专业和正能量的文化传播么?
为了不让文艺记者或文化记者有“污名感” ,再澄清一遍,这儿的“娱记”只是一种代称和泛称;或者说得更白一点,请允许我用“吸引眼球”的方式说事。好吧,那就再说“正题” 。也许领导层面的事咱管不着,而娱记层面的事却可以出出主意。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全国青年戏剧评论家研修班”给了我启示:这支50位年轻学员组成的队伍,其中有很多位来自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他们或为文艺记者,或为文艺编辑,有的还是小有名气的青年评论家。假如咱们主流媒体的“娱记”们,有很多机会提升专业水平,尤其是提升文艺评论方面的造诣,就能在相关文艺领域,说内行话,写高水平文章,担当起文艺批评的重任,这不也是一条可行的“捷径”么?他们每天战斗在文艺一线,最新发生的文艺事件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假如他们有一颗公正心、一双内行眼、一支文化笔,笔笔生花,文化化人,对于媒体正能量的发挥,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啊!
但愿更多的“娱记”转型成“文艺评论家” ,也希望媒体的文艺版面更多地向优秀的文艺评论家敞开。文艺对于一个民族的熏陶作用威力无边,而文艺评论具有去芜存菁、分辨良莠的导向作用。让更多的文化精英融入这支队伍,当为文化中国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