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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诗人许立志及“许立志现象”

近期纸媒、网络和微信自媒体对90后跳楼自杀的打工诗人许立志的传播和评价，很大程度上已经离开了诗歌本身。“诗人之死”往往都具有某种被放大化的社会象征性和时代寓言性，“大众”和公共媒体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而更多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的社会事件——哪怕热度只有一秒钟。这可能正是中国目前诗歌的写作、传播与评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悲哀。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许立志是在今年的9月30日（星期二）跳楼自杀的，而后来的媒体报道却将这一时间有意地改动为10月1日。显然，这两个时间节点上死亡的象征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的重大节日和一个默默无闻的打工诗人的死亡之间又恰好形成了意味深长的紧张关系——时代隆隆的发展与静寂的个体死亡构成了生动的戏剧。我们如何在一个诗人的生前和死后认认真真地谈论他的诗歌？如何能够有一个不再一味关注诗人死亡事件、社会身份、公众噱头的时代到来？这些追问也许都是徒劳。而由许立志定格在24岁的生命我们想到的是他奉献了怎样的诗歌？还好，他生前的诗歌值得我们认真谈论，因为，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诗人。只可惜他同样是一个没有最终“完成”的诗人。

“媒体报道”甚至对“现实”也构成了一种巨大的虚构力量。围绕着许立志，媒体（也包括一部分诗歌界）为我们揭开的是如下关键词：90后、打工者、诗人、打工文学接班人、深圳、富士康、十七楼、自杀、海葬。对于任何人来说这些时代关键词一起冲涌过来的时候都不能不为之心惊胆寒。对于“诗人之死”的谈论和关注更多是追认式的，包括海子在内。在海子和许立志生前有谁认真谈论和评价过他们的“诗歌”？许立志生前诗歌的写作和发表数量都不多，在诗歌界的影响甚微。诗人伊沙在《新世纪诗典》（第三季）中于2013年11月12日推荐了许立志的诗《悬疑小说》。这首诗的戏剧性结构尤其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尾确实令人称赞。很多人读到这首诗最后两句的时候都会感到“一哆嗦”。确实，现实本身比悬疑小说还不可思议。

实际上，许立志既不是打工诗歌写作的个案，也不是打工者自杀的个案。2010年震惊中国和全世界的是13个工人先后从富士康的大楼跳下。2011年许立志来到深圳富士康，他之所以成为“现象”，不仅在于打工者的连环自杀，而且更在于他的诗人身份。

甚至对于打工诗歌或者工人诗歌而言，这已经是一个炒冷饭的话题了。打工诗人群体的出现与地方经济发展和全面城市化的时代直接相关。十多年来我已经听惯了诗歌界和评论界对打工文学和打工诗歌喋喋不休的热议，据相关的统计，中国目前有三亿一千万的农民工，有2000万在写作。问题的关键是在评价许立志和郭金牛、郑小琼、谢湘南、乌鸟鸟等打工身份的诗歌文本的时候，人们和媒体争相关注的并不是诗歌本身，而更多是关注诗人的身份、苦难的命运以及一个阶层的生存现状。

这没错，为什么诗歌不能写作苦难？为什么打工者不能用文学为自己代言？但是，有一个最重要层面却被忽视了——美学和历史的双重法则。历史上能够被铭记的诗人往往是既具有美学的个人性又有历史的重要性。而无论是任何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历史不会收割一切，稗草只能成为灰烬。时下很多诗人和评论家认为农民工诗人是一支新兴的文学力量，但也有评论家和诗人认为农民工诗人的写作过于狭窄、单一和道德化，缺乏美学上的创造力。许立志正是被附加了很多诗歌之外的时代象征。也就是说，在社会学的层面他是被同情的弱者，即便谈论他的诗歌也更多是从社会学和伦理的角度予以强化。而12月2日公布的所谓中国第一部打工诗人的纪录电影预告片《我的诗篇》更是对许立志以及工人诗人的社会关注度予以推波助澜。

我们必须承认，随着自媒体以及大众化影像平台的参与，诗歌的传播范围和速度确实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这种影像技术以一种特殊的修辞方式通过极其真实的细节、画面和人物重构了诗歌与现实和时代的关系。深圳富士康超级工厂的流水线和一个个像机器一样简单操作的工人正上演卓别林当年的“摩登时代”。而人与机器的较量又通过写诗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被提升到精神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层面。

看看许立志在今年7月份写的诗歌，那简直就是一份生命的自供状和临终的遗言。诗人“一语成谶”的能力又再次成为现实。《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死亡一种》《诗人之死》《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我一生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我弥留之际》《发展与死亡》《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夜班》《失眠的夜晚不适合写诗》《最后的墓地》《我来时很好，走时也很好》。这是真正的“死亡之诗”，如此不祥，如此让人不寒而栗。这些诗歌中不断出现和叠加的是钢铁、骨骼、血液、蛆虫、死亡、刑场、棺材、屠宰场、失眠、偏头疼。以许立志为代表呈现的正是一首首黑暗的充满了泪水和苦难的辩难之诗、控诉之诗、沉痛之诗，同时也是耻辱之诗、反讽之诗、无助之诗。任何诗歌都不能比这更“现实”更“椎心”了。

许立志在诗歌中透露，在繁重的工作中他又深陷长期的失眠和偏头疼折磨。而作为精神上的“成人”，许立志与同时代的其他打工者不同的是对自己的身份、命运和未来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换言之，在许立志等年轻一代人这里，他们在大机器和大工厂里看不到自己的任何价值，更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也许，他们是没有明天的一代人。他们已经被机器化、物质化和非精神化了。而有了精神，有了写作，有了诗歌，你又将更痛苦无着。当你最终无力承担这一切，那么，许立志一样的命运就会出现和再次发生！在纪录电影《我的诗篇》预告片中有一个镜头，已经成名的打工诗人谢湘南无语地站在一大片墓地前。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现实生活，又是时代的集体性隐喻。

此时，当你拿着手机刷屏和游戏的时候，你是否想到了某个国际品牌手机的那个无比煽情甚至还充满了“诗意”的广告——your verse anthem？你是否记得这款手机广告借用的电影《死亡诗社》里那句经典台词：“我们读诗、写诗并不是因为它们好玩，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没错，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这款广告还借用了惠特曼的诗句“人类历史的伟大戏剧仍在继续/而你可以奉献一段诗篇”。但是，这则广告却有意忽视了惠特曼这首诗中更为重要的诗句，“毫无信仰的人群川流不息/繁华的城市却充斥着愚昧”。

此刻，在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工厂里，在无边的噪音中一定有一颗螺丝像发丝一样无声地落下。而一个已逝的诗人却曾经无比苍凉地写道：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