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关仁山的长篇新作《日头》，感觉他仍在延续着《天高地厚》《麦河》中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抒写，但同时也发现他的笔墨发生了变化：如果说《麦河》的重心是“写土地”，那么《日头》的重心则是“写文化”。这本小说文化气息浓厚，乡村政治文化、伦理文化、自然文化、宗教文化交织在一起，体现了作者对当今中国农村文化的深刻思考。作者这种执着于对农民文化性格乃至文化基因的探索，寻觅今天文化重建的路径，是有现实价值的。如何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培育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命脉和精神家园，无疑是富有时代审美价值的新命题。

　　在我看来，关仁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作家，他的作品以贴近现实、贴近生活为突出特征，着力表现冀东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变革图强的坚韧不拔。早先，他以红旱船、雪莲湾这些民间化的风情意象形成其独特个性，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成为“现实主义冲击波”潮流中的一员健将，是“三驾马车”中最年轻的一驾。他的作品总有一种土地的清新味。最可贵的是，关仁山一直密切关注着农民的现实处境，比如土地所有权、农产品价格、农村劳动力的出路、贫富分化状态以及土地流转等。

　　《日头》的创作与以往有所不同，作者拉开了与土地的距离，用现实与魔幻交织的手法处理一个较大的文化命题。这对他不能不说是一次新的挑战。《日头》的时间跨度有50多年，风雨纵横，事件密集，以家族的命运与“文脉”的断续、城市化浪潮中乡村的“空心化”与中国农民寻求精神出路的努力为贯穿，在历史与现实的连结中寻找精神脉络。对日头村来说，古钟、魁星阁、千年老槐是三件宝物，是日头村的精神符码，象征着天公地道、良心正义。然而，“文革”来了，魁星阁被烧，古钟被弃，老槐滴血，血燕惊飞。这一切固然与时代和造反司令权桑麻的幕后指使有关，但为何权桑麻非要除去日头村的三件宝物，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权桑麻是个耐人寻味的人物，他是村里的不倒翁，善于把复杂与简单、诡秘与坦诚、凶残与善良搅拌在一起，令人琢磨不透。他的文化倾向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良性因素相对立的，骨子里是愚昧、贪婪、野蛮、占有和掠夺。他之所以厌弃天启大钟和魁星阁这些物件，是出于惧怕和排斥这些文化象征物背后的精神秩序。权桑麻构建了资本、权力、“土豪”三位一体的农民帝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农民问题不是单一的，它是深深植根于传统之中的。

　　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金沐灶，是一个与权桑麻、权国金们展开政治文化较量的复杂多维的形象。金沐灶是农民中的理想主义者、堂吉诃德式的骑士，因其执拗和迂阔，在与权氏父子的斗争中弄得满身伤痕。他是恢复高考后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省里的状元，毕业后回乡当了乡长。他为招商引资操劳，为追回乡亲们的补偿款险些殒命；他深挖农村贫困和苦难的根源，对官商勾结的恶意资本勇于批判，对人类劣根性进行反思；他牢记父亲临死前的嘱托要续文脉，重建魁星阁；他深知如果不在人心中建起魁星阁，即使农民真正富有了，骨子深处的虚无和卑贱还不会改变。金沐灶与以往文学中的农村新人物不同，这集中表现在他对民族传统文化和精神资源的大力汲取和探究上。他身上有佛家的宽大，有道家的崇尚自然，有父辈的儒家精神坚守，还有些许基督徒思想，复杂交织于一身。直到最后，他仍陷在精神的困境中难以自拔，但这是超越前的困境。

　　整部小说是以敲钟人老轸头和飞翔的毛嘎子的双重视角来叙述的，一个地上，一个天上。老轸头既是权桑麻的亲家，又是金沐灶的准岳父，他的身份和他的言说，都赋予故事以传奇色彩。小说中魔幻意象不断呈现：毛嘎子升天，老槐树流血，天启钟自鸣，状元树被烧，大钟滑落响了三天三夜，枯井冒起了黑水，日月同辉……这些魔幻或超现实的笔法，虽在《麦河》中已有运用，但在《日头》中就更精怪多样。不过，作家在《日头》中要表现的东西太多，故事与意义拴得太紧，显得观念壅塞，甚至以理为先，直奔黄钟大吕的求大求全构架甚至影响到叙事态度。另外，作为小说，故事虽有波澜，但矛盾解决得过于轻易，魔幻部分还有些生硬，未能成为有机成分。

　　总的看来，关仁山的作品有“问题”意识，但他并不是一个停留于写“问题”的作家，他真正的魅力在于对中国农民的灵魂有比较深切的理解，对土地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悟融通。依我看，关仁山结构作品的秘诀就是“对接”，在小说中打通了传统与现实、历史与当下、革命与建设，充满了张力，为关注现实的写作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