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隐私异化为一种娱乐消费产品，结果往往是下挫社会的道德水准，对公民私域的漠视。

    隐私权是国内公众时下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实际上，隐私权这一概念的出现有100多年的历史。1890年，路易斯·D·布兰代斯和塞缪尔·D·沃伦将合作完成的《隐私权》一文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被认为是现代隐私权理论的开山之作。布兰代斯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位犹太裔大法官，在进入最高法院之前，曾从事律师职业近40年，可以说在法律实践界具有丰富经验。沃伦则是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学，同时也是《哈佛法律评论》的创办人之一。

    本书共载3篇文章，除了《隐私权》一文外，第二篇文章为布兰代斯对Olmstead v.United States案所持反对意见的文字表述，也是对《隐私权》一文进行的有益补充。最后一篇文章《重新发现布兰代斯的隐私权》是由当代美国宪法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学者之一欧文·凯莫林斯基所撰，其意不仅仅在于对布兰代斯所指隐私权内涵以时下语境进行解读，同时针对不断变化的时代环境提出了隐私权面临的诸多挑战。比如“人类基因组计划提供了遗传分析的前景，能够查明有关个人各种各样的信息”，“电脑记录和数据所储藏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可以为其他人访问”。这些新科技无疑为个体伸张隐私权提供了新的空间。

    在布兰代斯看来，“保护个人作品以及其他智力产品、情感产品的法则是隐私权”，“法律无须阐明新的原则就可以将保护范围拓展至仪表、言语、行为以及和家庭及其他领域的个人关系”。如此看来，隐私权属于个体情感信息的私域，明显区别于物质和肉身权益。如果一个人的隐私权益无法得到法律的有力呵护，其损害往往不亚于物质和肉身方面，轻则引起纠纷，重则给当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甚至是被逼上绝路。

    192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了Olmstead v.United States一案。该案本质上是政府通过监听公民私人电话，并以此作为呈堂证据将被告推上违反《国家禁酒法》的被告席，首席大法官塔夫特坚持认为，“也许窃听他人电话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是联邦探员毕竟没有侵犯原告的财产”，该案最终被告以4∶5的微弱差距败诉。

虽然最终投票被告判负，布兰代斯对此显然不能苟同。本文中，布兰代斯从隐私权的角度进行缜密法理分析后指出，政府通过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方式获取证据的做法应不予采信，因为此举是建立在侵犯公民私权基础之上。布兰代斯就此特别指出，“自由的最大隐患是来自热情、善良但对其缺乏理解的人不知不觉的侵蚀”。

    该案在今天也许不难判断，这是因为隐私权益与公权介入的边界已相当清晰，也已上升为深入人心的社会文化。众所周知。以道德或行政权力介入代替法律介入，其结果是法律意义上的私域边界必定愈加模糊，隐私权的法律意义被掩盖甚至是选择性忽视，如此自然难以避免道德大棒或行政权力假以种种看似冠冕堂皇的名义，公然践踏公民的隐私权。

    出发点是好的，这是许多人侵犯他人隐私权最为常见的借口。实际上，每一个侵犯他人隐私权的人，都会找一个自认为理由十足但不合法理的托辞。许多人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小时候当自己开始写日记时，总要提防父母的偷看，所以上锁日记一时流行。时到如今，父母偷看日记现象虽不能说完全杜绝，但越来越多的父母懂得偷看子女日记是不对行为的道理。围绕日记的道德规范逐步建立，不过老的问题在逐步消解的同时，新的问题却依然会冒出来。比如，总有一些父母抱着为子女好的大道理，偷看子女的手机或者网上聊天记录。凯莫林斯基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事实上，许多时候，隐私权在一些人的脑海里仍旧只是一个任由揉捏的道德问题。

    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社会现存误区甚多。表面看来，时下是一个权利主张意识高涨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隐私权的重要性，围绕隐私权的纠纷官司越来越多。令人汗颜的是，以窥探他人隐私、消费他人隐私为乐的现象仍旧层出不穷。当隐私异化为一种娱乐消费产品，结果往往是下挫社会的道德水准，对公民私域的漠视。

没有私域就不会有公域。捍卫个人隐私是我们每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捍卫私域的同时，也是为公域法治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大抵是布兰代斯良苦用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