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商报》采访了复旦大学一位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教授——这位教授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中外文学史的写作现象以及文学史的写作规律，指出当下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的问题，“文学史写作越来越趋同”。

　　这种“趋同”现象，主要表现在当下中国文学史的“拼写”之风，这种文学史写作“已不是个体而是集体书写历史的时代、不是通才而是专家大行其道的时代。文学史这一领域的流行做法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多是聚合起各时代各专题的学者专家，请他们分头著述发挥其所长，然后汇集成一大通史、一大项目。这样一种操作办法，据说既可体现人人平等的原则，又赶得上现时代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潮流。而当学术生产也为这种拼装之风所笼罩时，自然而然地人们就把做一名好专家当成了理想中的最高学术境界，当成了衡量一个人专业水平的关键性指标”。

　　很显然，这种“趋同”写作，使文学史研究成了共同模式下的“学术生产”，“文化制造”，缺失了写作者个性化、新的理论思想印记，自我的文学研究方式特点。这就像这位教授所慨叹的那样，文学历史写作者如果像司马迁那样坚持自己的历史写作理想和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会被人目为“狂妄”、“空疏不学”，结果，在这样的文学史当中，根本看不到写作者的主体性的存在，作者的学术、文化和观念都极富个性化的主张和鲜活色彩。

　　因此，这位教授非常赞同和推崇“五四”前后那一代推动新文学的学者，他们用自己时代的文学观念刷新了传统文学的价值，用新的方法和实践实现了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造就了那个时代异常丰富的文学史面貌。到了当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一套由游国恩领衔，一套由余冠英、钱锺书、范宁主持的这两套“绿皮本”《中国文学史》，把现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史料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海外汉学家写出的《中国文学史》，因所处历史文化环境、所受学术训练不同，其意想不到的视角和解释，值得重视。

　　文学史写作，是一个学术性和专业性都很强的问题，从古至今，写作上或体现整体系统风格或体现局部代表性风格的文学历史著作，不仅是汗牛充栋，而且，应该怎样写作文学史，文学史的核心是什么，文学史应运用怎样的文学批评方法，中国文学史是否需要“重写”，“理想”的文学史是怎样的形态，这在学术界和文学界，争议也是一直存在。

　　有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指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仍“在路上”，不可能一劳永逸。这就告诉我们文学史的写作还有许多问题待解。文学史，是我们文学发展阶段规律和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在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如果我们不断地汲取时代的学术和文化的成果，用适合时代文化精神的新的观念理论作指导，用新颖正确的方式、方法来写作和阅读，这就会使我们尽可能地从一切必然的文学事件中提高到一种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自由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