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与我的批评理念

                  作者：李建军  原载：《文学报》2014年5月29日第2版

    获得他者的共鸣和认可，是人类文化创造的重要目的和潜在动力。没有人能在孤芳自赏和自鸣得意中，体验到积极意义上的快乐。因此，我对于“新批评”的奖赏，自然是高兴的，对于连续三次获得它的青睐，则是颇以为光荣的，那光荣的程度，殆不下于被有关部门在家中搜出一亿多元的现金。
　　在我的心目中，“新批评”是微暗背景上的一抹亮光，是默默无声之际的一声呐喊。它固然还在成长，也并不是尽善尽美，无可挑剔，但是，从一开始，它就表现出清新脱俗的气质，就显示出求真服善的意愿，就提倡敢于“说不”的精神。“苟日新，日日新”，“新批评”的“新”所显示出的，就是一种充满活力的青春朝气，就是一种有所作为的进取姿态，就是一种澄清风气的文化抱负。自创刊以来，“新批评”影响越来越大。台湾的老作家郭枫，说起“新批评”，赞赏有加，说即使在台湾，也没有这样一个好平台。作家陈忠实也很喜欢“新批评”，《文学报》是他唯一自费订阅的报纸，而订阅的理由，就是因为喜欢“新批评”，喜欢读“新批评”上的文章。
　　我与“新批评”是投缘的。它的批评主张与我的批评理念，是比较契合的。在我看来，所谓文学批评，就是要以诗性而专业的方式，表达自己在文学问题上的所感与所思、所喜与所愿。一个好的批评家，从不屑于将自己降低为奔走于翻译家、汉学家和出版商之间的事务主义者，也不屑于参与预言谁人能获得“文学大奖”的博彩活动，更不屑于当“著名作家”的言恭貌谨的跟班，以能作他的“朋友”而沾沾自喜。一个称职的批评家，要有良好的专业修养，要有广泛的经典阅读经验，要有精微的感受力、成熟的判断力和准确的表达力，正是这些能力，决定了他的批评的有效性。其次，就是要有独立的不服从的精神，要敢犯众怒，不恤人言，“不虚美，不隐恶”，坦率而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在一个将批评异化为表扬稿和广告词的时代，文学批评甚至要有“冒犯”的精神，——敢于冒犯流行一时的平庸观点，敢于冒犯压抑性的文学秩序，敢于冒犯自命不凡的执牛耳者，敢于冒犯跟风趋时的“文学群氓”。正是在这样的冒犯中，它突破了种种的阻滞，打破了沉闷的文学氛围，给我们的文学世界带来了活力和亮色。
　　关于文学批评，我们说得实在太多了。谦卑的，傲慢的，灵魂冒险的，肉身分析的，宏观梳理的，文本细读的，前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语惊四座的观点，慷慨激昂的宣言，美丽绚烂的承诺，实在太多太多了。我们似乎忘了，一切精警深刻的观点，若不落实到批评实践中，便不过是浮言虚论；　一切慷慨激昂的宣言，若不付诸实施，便是一纸废话；　一切信誓旦旦的承诺，若缺乏兑现的诚意，则不仅是虚伪的，而且，本质上则是近乎欺诈的。
　　是的，行动决定一切。少说，多做，少讲无聊之废话，多说逆耳之良言。勇敢地将自己的主张，付诸积极的行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文学批评最后的救赎之路。
　　

    李建军，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　《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　及　《文艺研究》　等多家报刊发表大量理论、批评文章。有专著及论文集《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　（华夏出版社，2000年）、　《小说修辞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　《必要的反对》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　《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文学因何而伟大——论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华夏出版社，2010年）、《文学的态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文学还能更好些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是大象，还是甲虫——莫言及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析疑》（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7月）等数种。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　优秀论文奖、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首届“勤英文学奖·青年学术奖”以及《文学报》首届、第二届“新批评·优秀论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