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因对“耶路撒冷”这个词的特殊感觉，徐则臣想要写一部小说。经过6年多的积累和创作，这部厚度为500页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近期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对70后内心世界的挖掘引起关注。

    4月16日，徐则臣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表示，“耶路撒冷”并非宗教式的寓言，而是一种信仰、反思或内心平和的象征，“小说中的每个主人公都在寻找自己的耶路撒冷，而现实中，每个人心中也都有一个耶路撒冷。”

    京华时报记者田超

    □关于小说

    题目

    一个好题目就像核弹头

    多年前，第一次对“耶路撒冷”这个词有感觉时，徐则臣并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最初我是被这次词的发音和气味吸引，它的含义和宗教圣地的地位，都是后来知道的。2006年，我大概有了一个相应的故事，开始记笔记，积累素材。”

    小说中的耶路撒冷也承载了多重含义，既是文盲老太太读《圣经》时多次提及的圣地，也是主人公初平阳向往留学的地方，“我写小说一般是先对题目有感觉，然后又忽然找到相应的故事，当题目和故事相遇时这部小说就成了。”

    徐则臣并不觉得这是命题作文，而是自己的一种写作习惯，“一个好题目就像核弹头，它可以发生很多裂变，延伸出很多东西。我通常会在书架上写下很多题目，看久了就会想到相应的故事，有的题目适合写短篇，有的适合写中篇，耶路撒冷我一直觉得是长篇的容量。”

    结构

    既如齿轮又像蜘蛛网

    小说《耶路撒冷》的结构独特，形式感强，每个章节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初平阳”“舒袖”等命名，同时又以第六章“景天赐”为中心，前后章节首尾对称，故事也相呼应。每个章节后穿插着总题为《我们这一代》的专栏文章，以小说主人公初平阳的名义，进一步记录和探讨70后这代人所面临的问题。独特的结构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注意，《十月》杂志副主编宁肯称这种结构为“齿轮”状，五个人物讲五个故事，各自是封闭的体系又环环相扣。

    徐则臣透露，他想要记录的是一代人的故事，“不能把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太假了。小说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出身、学历和经历，既要把每个人都写足了又不能给人平均分配的感觉。相互缠绕、相互关联的，最后拧成一股绳，既像齿轮一样紧扣，又像蜘蛛网一样蔓延出去。”

    人物

    景天赐是人物谱系的中心

    初平阳是小说的第一主人公，12岁时他亲眼目睹童年的伙伴景天赐割腕，因没有及时阻止和呼救，导致伙伴血尽而死。19年后，当他为筹资赴耶路撒冷留学，回到故乡花街典卖旧居。他的那些朋友们已经成了企业家、假证制造者、政府官员、打工者等，他们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想买下初家位于运河边旅游开发区的老房子。由于这些人各自对景天赐怀有愧疚，房子最终卖给了景天赐的姐姐。

    徐则臣把景天赐看作是旗杆式的人物，他的死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通过景天赐，所有人开始反思自己，寻找一种让自己心安的契机。景天赐是去世的人，但他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就像一个旗杆在所有人的中心，其他人物都是扭着头看着中间的状态。因为他们都明白，都欠着景天赐。”

    主题

    关注70后群体内心状态

    小说的推荐语写着：“70后的成长史一代人的心灵史”，这种话语要等读者看过小说后自己评价。不过，徐则臣表示，这部小说确实是他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部小说，“写完后尽管也有遗憾，但对我来说，有把这种类题材写尽了的感觉。跟客观的物质世界相比，我更想关注这代人的精神问题和内心状态。”

    徐则臣认为，像高房价、城管问题、环境污染这样的社会问题，可以用纪录片、新闻调查等多种方式记录，并不一定是小说的功能，“我觉得小说更应该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在写作中，我也有意避免对客观环境的大量描述。”问及“耶路撒冷”背后的含义，是否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徐则臣说：“耶路撒冷不是一种宗教象征，不是具体到犹太教、基督教里的名词。我更是愿意把它理解成一种信仰，每个人的精神支撑，心安的精神支柱。”

    在徐则臣看来，小说中的每个主人公都在寻找自己的耶路撒冷，寻找让自己心安的东西，“比如杨洁，他混到30多岁以后，想要寻找本色的自己，那种心安的状态就是他的耶路撒冷。”

    □关于思考

    70后作家群跟60、80后的比较有错位

    在中国文坛，70后作家群体常被认为处于尴尬的位置，与莫言、苏童这样的50、60后作家相比，他们的作品没有呈现出一种成熟的状态。而跟韩寒、郭敬明这样的80后作家相比，在作品销量和读者数量上又处于下风。2012年，王小山的铁葫芦图书曾推出“中间代”的概念，集结了阿乙、路内、曹寇等70后作家，但现在基本是偃旗息鼓。

    谈到70后这代作家群体的处境，徐则臣认为，外界对70后作家的评价常常是错位的，“跟50后、60后，以及80后的比较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概念，我们常常被拿着跟60后比质量，而跟80后比销量，事实上一些名家的作品销量也是卖不过80后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拿统一的文学标准看评价？”

    徐则臣认为，70后作家的经历和作品风格各不相同，虽然无法用“乡土文学”“青春文学”这样的标签去定性，但也说明了作品多样性，“70后的状态是各干各的，看着不怎么抱团，但各干各的也有它的好处，最后呈现出来的文学生态是多样的，会出现各种类型的作家。其实，私下里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也会讨论写作。”

    中国当代文坛

    不重视创作形式和技巧

    《耶路撒冷》在结构形式上的创新，容易让人联想到先锋派小说的探索。徐则臣称先锋派小说确实对自己的创作影响很大，“我开始写作时就看先锋派小说，从那时就被灌输了强调小说的形式感和技巧性，这些东西也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写作也是有技巧的，只是把技巧化于无形。”

    让徐则臣感到奇怪的是，当时先锋派小说的思潮在今天完全看不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么多作家在形式上根本无所作为，你都会疑惑，中国有过那么一段先锋派浪潮吗？那么多的先锋派作家对技巧、对形式感都有过强烈的追求，现在没有一点遗产，包括先锋派作家自己也完全转向了现实传统的写作。而现在的青年作家，一些重视结构和技巧的东西，早已淹没在中国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

    徐则臣认为，除了深受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影响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过于强大，就是读者对作品要求太低了，“中国对故事的需求量太大，这就导致作家能把故事讲好就可以了，这让很多作家都很懒惰。包括成名已久的作家，从一开始写到现在都是一个腔调和套路，却依然受到读者欢迎。”

    徐则臣简介

    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水边书》，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人间烟火》《居延》，散文随笔集《把大师挂在嘴上》《到世界去》，作品集《通往乌托邦的旅程》等。部分作品被译成德、韩、英、荷、日、俄、意、蒙等语。根据中篇小说《我们在北京相遇》改编的《北京你好》获第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