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继业  原载：《文学报》2014年5月8日第21版    　　

    一

　　近期《文学报·新批评》专刊中，刊有一篇长文《当代文学的“鲁郭茅巴老曹”在哪里？》，文章集中批驳程光炜教授发表于《南方文坛》的论文《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
　　如此皇皇大文，毕竟引人注目。但是细读下来却让人颇为失望。文章既是完全由对程光炜教授论文的批驳而来，却很少涉及被批驳的论文本身。在《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一文中，程光炜教授列举了不下于五六十余篇、大量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是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立论的。而这篇批驳文章，恰恰连任何一篇当代文学的作品也未涉及，作者表示宁愿读五遍《鲁迅全集》，也不愿读完程教授推荐的当代作家任何一位的全集，里面还有这样一段：“遗憾的是，当代作家的大量作品，在读第一遍时，就得不时地掐掐自己的太阳穴，免得‘睡眼朦胧’起来。这样的作品，今后会有人反复‘重读’吗？”文中还有一句俏皮的、但明显流露出对当代中国文学鄙夷之情的话：“酒厂可以把高粱米酿造成酒，但是无法将一堆‘沙子’酿出酒来。”
　　正因为这篇文章完全不涉及任何当代文学作品，却沿袭了当下一种并未深研当代文学、却敢大胆放言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颇为流行的思路在大力否定着当代文学的实绩，否定对当代文学实绩进行深入解读和肯定的研究成果，对被批驳的论文也未做认真解读，有一种明显的为批评而批评的倾向，所以也无需在这里细细介绍其思路和结论。此文除了反对程教授关于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论述之外，也再无任何自己其他的观点，基本上是一种搅混水式的、意气用事式的“批评”。正因此，这样的文章才会出现一些无实际意义却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的语句，比如：“如此难捉的虱子，程教授也敢往自己头上挠，我真是佩服他的勇气。”“而程教授尚未‘化’起来，就指认某几位作家为‘经典作家’，把发酵中的酒糟直接就端出来招待客人，岂不是有点儿荒诞？”
　　程光炜教授在发表　《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一文之后不到半年，又在《文艺争鸣》2013年第10期发表了论文《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对自己提出的当代文学的“鲁郭茅巴老曹”论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和论述，此文中，对当今整个中国文学在文学经典性研究领域，提出了很多可行而切要的设想，做出了高瞻远瞩的思考，极富现实意义和启发性。这篇文章距离《文学报》的文章《当代文学的“鲁郭茅巴老曹”在哪里？》更近，却从未能在这篇批评文章中被提及。而且，程光炜教授2004年即已出版27万字的专著　《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所有这些理应被考虑进来的关联文章，都被严重忽略了。至少可以说，还未清楚被批评者关于一个议题思考的成果全貌，就对这一议题进行大力批评，反映出的是一种很不严谨的批评态度。

　　二

　　这篇文章，对于关注当下中国文学发展的读者来说并无甚新意，无非是文坛和学界早已熟知的顾彬“垃圾论”的余绪。顾彬的“垃圾论”，很多研究者不屑与论，而我以为刘再复先生的几次发言和撰文批评，实际也已经澄清了“垃圾论”的不良影响。但这样的论调却又总是会不时冒出来，酷评、苛评充斥，也算当下中国文坛生态的一景，倒值得关注。比如知名学者和批评家李建军先生，十余年来始终如一地批评莫言和贾平凹的创作，这两位作家一有新作出来即进行严厉批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李建军先生也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好像莫言这样修养一般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反倒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耻辱！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本身，也有令人尊敬之处，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如果你连中国当下影响最大、最为优秀的两位作家三十余年的创作成果也予以全部否定，认为一无是处，那么你自己推重的作家，到底又会在哪方面值得充分肯定呢？
　　这样的文章，倒是也会促使读者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取得的实绩，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我个人以为，无需摆更多的论据，自从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之后，2000年华人作家高行健以《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莫言再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充分表明，至少在文学领域，中国人环顾宇内也无需再自卑了。要知道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建国六十五年了，至今未得一项诺贝尔奖。我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初，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学五个月，到了那里才注意到，这个并未为中国人熟知的美国大学分校，至今也已有18位教授和校友获得诺贝尔奖！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有多大呢！相比之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要算是值得骄傲的了，认同“垃圾论”式的妄自菲薄不值得提倡。
　　我以为我们的思维里，常常有两种奇妙的倾向并存。一是在写文学史的时候，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进化论的思路，文学反正是进步的，总在寻找后来者对于前辈作家的超越，寻找文学发展的“线索”。二是在当下文学阅读和批评之中，又总是怀着一种过于苛刻的眼光和心态，难于对正在写作的同时代作家做出发自内心的较高的评价。对同时代作家的工作保持必要的敬意和足够的耐心，几乎已是一种稀缺的品质。

　　三

　　我所在的高校中文系组织过一次“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其时因为我已在学校讲授过两次“当代文学作品选讲”选修课，课程限于教学要求名称只得如此，在实际讲授中则是每周讲授一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长篇小说，因为参会的都是当代文学知名学者和作家，我利用参会的机会，发给每位与会者我2009年讲授过的长篇小说作品篇目（《动物凶猛》《在细雨中呼喊》《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英格力士》《孽子》《鳄鱼手记》《心灵史》《废都》《白鹿原》《檀香刑》《灵山》《水在时间之下》《小姨多鹤》《心理医生在吗》《河岸》）和我2009年以前讲过但以后不讲的篇目（《欢乐》《生死疲劳》《长恨歌》《荒人手记》《晨钟响彻黄昏》《马桥词典》《上海宝贝》《熊猫》），并希望每位作家和学者为我的学生推荐新的篇目。结果得到了热情的回应，几乎每位与会作家和学者都用文字当场反馈回了他们的意见，增删了不少当代作品。
　　这至少说明，在每一个当代中国文学的建设者、参与者、亲历者的心目中，都有自己认同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正是因为认同对于文学经典和经典性的追求，作家们的工作才会具有意义。不然，首先就认为当代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哪个作家又仅仅愿意为一点稿费、版税等经济利益而坚持写作呢？这正是文学经典性研究得以成立且亟需进行的最大理由。这些不尽相同的名单同时也说明，当代文学经典性作品的遴选和认定、当代文学的经典性研究，是一项极其复杂、艰难、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八十年代初，美国学界有过一场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尽管不会取得什么共识，但是对当代美国的大学文学教育及文学理论的探讨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始，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及文化研究的升温，国内学界出现了一种整体性的对于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性的解构性批评思潮，也有对于当代文学“经典焦虑症”的专题研究，在教学和批评研究领域，开始专注于“经典性”作品的文本梳理和解读。进入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一种量的爆发式增长，到近年来长篇小说出版发表的数量稳定在4000部以上。面对这样的创作实际，文学经典性理论和视角，几乎成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必然的，甚至是最为主要的选择。只有这样，才大致能不为研究对象所淹没，也才能衡量当代文学发展取得的实绩和真正的突破。
　　在我个人看来，当代的文学研究，经历了西方理论界一波又一波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盛大洗礼之后，近些年在一些主流学者的工作之中，又出现了重新关注文学经典问题的倾向，正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每一种理论或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其最基本的冲动，其实都来自对于文学经典的重新理解。就像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等，注重对于女性文学、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等的研究，改变了西方文学经典的传统格局。尽管也解构了一些具体的传统经典作品，但是并未否定文学的经典性本身，反而是对于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性理解的极大丰富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