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借道的生活

作家方阵·对话作品（主持人：汪  舒  作    家：朱  镛）

　　2009年1月，朱镛短篇小说集《小巷里的茶馆》由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年之后，作家本人如何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本期推出作家朱镛访谈——

主持人：作为昭通最近几年创作势头强劲的作家之一，《中国作家》《大家》《青年文学》《散文》等全国性文学刊物上刊发了你的作品，这是创作实力的又一次证明。一年前，你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小巷里的茶馆》，很多读者知道这本集子包括了13个短篇，这些短篇都写了些什么？

　　作  家：我写作的题材大多数来自于乡土，因为我出生的村庄，我没把它看得很复杂，我只看着是一个人生命、智慧的根，仅此而已。我现在虽然在城市居住，但我常常在奔走于城乡之间，因为那里有我的父母，我的亲人，我每次回到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村庄，都会听见或者看见一些让我心里震撼的事件。我觉得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一些让人感觉混乱和不可理解的现实，我的写作是应对失落、迷茫、毁灭与生存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对待人生的一种方式。

　　写作这本书，客观地说，是我在城市生活和常奔走于乡下，心里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感受和感知。现实中的我很疲惫，但在我的精神领域里，我的写作是实现另一个自我更真实的活着，就我写小说来说，我个人觉得，小说可以借道生活。因为现实是我们生活的处境，你无法逃脱社会和时代，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它能让你活着一个肉身，同时，还活出另一个精神上的人来。

　　《小巷里的茶馆》收录了我的十三个短篇小说，题材大多数是乡村，当然也有写城乡之间和专门写城市的，但很少。我听到一些昭通以外的朋友说，昭通的写作，大多在写农村，农村有那么多内容可写吗？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再说生活每天都是新的，虽然你感觉今天在重复昨天，仔细的看就不是这样，总在变。更何况，每一个人的童年，看待社会的目光和所感受的环境，都会形成他自己的一种记忆，然而这些东西和一个人的最原始的感官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它变成了文学的素养之后也是个人的、独特的，所以各不相同，就像这个世界上，你永远找不出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

　　主持人：从书名上看，《小巷里的茶馆》看似很悠闲，但里面却写得很紧张，责任感和忧患感都很强烈。你最对哪篇小说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一些？

　　作   家：其实，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长啥样子自己都喜欢。相对来说，写《仲熊》这篇小说的时候，我自己感觉我的笔触更深一些，很顺，我自己把自己写感动了。《仲熊》这篇小说，代表了底层一类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人性的，当一个人自身的价值观因环境的改变而严重倾斜后，他们的行为多少都会带着一些畸形，这个我坚信的认为，无可厚非。我自己觉得，《仲熊》可以从这个截面上，反映了当下社会的种种缺失。同时，它还实现了小说与读者的共鸣和感动，北京《青年文学》的雪媛老师为这个小说写过一篇评论，题目叫做《他们带给我们的，除了缺失还有更多》，她有一句话说：“糊口重要下的悲观和凄惨，你看到了黄红色的背景。”我看到她的评论时，我和她通过一次电话，她好像很熟悉云南和昭通的一种农村生活状态。我问她来云南没有，她说没有，她说是从这个小说里感受到的。这让我很意外，也很激动和感动。这个小说是我在2006年创作的，它记录的生活状态和表达的东西就是这样，担当了一种社会责任，引起了读者的共鸣。

　　主持人：创作离不开作家熟悉或理解了的生活，之前，你的散文集《奔跑的速度》也是以“乡村”这个场景或片段作为描写对象的。当你一度时期转向于小说的创作时，你是否期待读者走进你的作品，或者说想让读者和你一起分享什么？

　　作   家：我理解散文是把局部世界化，小说是把世界局部化。因为散文接近于个人的生活情感，它可以信马由缰，左右纵横，小说它可以把多个人置换在一个人身上，有故事发生，有起伏，像凸凹不平的山峰，就会更有味道一点。

　　再说，小说是一种高于生活层面的东西，但它来自于生活，却又不是生活的全部。就像我们阅读一个小说，你完全可以感受小说的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实际你又找不到现实中有这样原模原样的生活。但是，总的来说，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作品里都应该洋溢着生活气息，也就是说，即使作品里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也要让人感觉有真实感。

　　其实，生活中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恰恰又是生活中一个又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而小说可以揭示这一切。我说过，小说可以借道生活，就我开始写小说来说，首先我是想借助于生活实现我内心的飞翔，其次是让读者跟着一起飞翔。当然，读者怎样想，一个作家你不能强求他要进入你的思想轨迹，更何况，读者读不读你的作品是他的事，爱不爱读也是他的事，你没有理由去要求一个读者非得读你的作品不可。但作品真正到位，我想读者会跟着作者一起飞翔。尽管我还没能做到这点，现在不说飞翔，应该说我还在趴下。但我期待我自己。

　　主持人：作家应该担当起社会责任，这种责任很大程度是通过作品来实现的，你认为这是创作的最终目标吗？

　　作　家：毫无疑问，小说注定是要反映社会的。它应该让我们从琐小的现象中体味现实、命运、存在，体味令人向往的美好，或者令人震骇的可悲，从而维护正义和美，改变不合理的、可悲的存在。再说，写作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孤芳自赏，它该告诉读者一个什么，简单地说，至少是一种感受和感知。我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随时会看到电视广告上让女人隆胸的广告，当然，也有很多女人就把自生自长的乳房拿去弄大，她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孤芳自赏吧。

　　小说更重要的是，它应该揭示社会现实，应该不断的发现人类存在的精神困境、问题，然后把它深刻的挖掘出来。青年作家吕翼的每一个小说，他都在使小说中的世界成为了一个丰富的、有机的、活的整体；然后揭示人性，社会现实。他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说集《割不断的苦藤》，每一个小说对社会的反映和挖掘都很深刻。我对他的这部小说集写过一篇评论，《良知和责任在高处》。他的创作就是这样，始终带着一种责任感，和社会良知进入作品，揭示的存在，也切实具有了逼人的现实性，让作品为一个时代作证。我认为，这个就很有意思和价值。

　　主持人： “底层文学”，这个出现在文学评论里的语言总会令人心碎，他代表着当前的一类文学现象，我感觉你的创作与此的关联度极高，你怎样理解你目前的创作？

　　作　家：一直以来，我对土地充满着谦卑和敬畏，但我还配不住泥土的真和朴实。我现在写农村，正如艾自由先生写过一篇对我的评论文章说，“村庄在我心中是永远的，乡愁是永远的。但是，因为村庄，他理解了自然的真实；因为乡愁，他不安的灵魂得到了熏陶。”我现在只能说，同以往相比，在进入创作的时候，知道我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

　　我的写作，除了我熟悉的生活，也有可能我会写自己陌生的东西。我最近刚写完一个小说《多卓》，是我不熟悉的一个少数民族——苗族的生活，他们中的那种民风民俗、风土人情、民间文化的记录和传承十分有价值，我觉得还是很成功。

　　我认为，不能要求一个小说就能吞下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时代的种种。假如你写一个清洁工，能了解他们的内心，能触摸内心深处的冲动，或者说他们对生活的那种激情、进取、悲观和无助，然后能进入他们的生活天地，这就足够了。

　　社会离不开文学，生活离不开文学，我之前说过，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你只要有一个想法，它就是文学，只不过一些在口头交流，没形成文字而已。

　　写作是一种需要耐得住孤独和寂寞的事情，但是，当你从一种孤独走向另一种孤独的时候，你会感觉它的美妙，妙不可言。

　　于我而言，即使文学走到无人提及的境地，自娱自乐我也会写。我不会间断，我对写作的感觉有些像我们老家的一些人，做完其他该做的事情后坐下来，会自觉不自觉地从地上捡起一根草在手里掐了玩。

　　主持人：作家每写完一个作品，他的那一种内心的生活就宣告结束，你在不断地创作中，是否认为下一个作品是不是总比上一个好？

　　作　家：这不一定。但每个写作的人都是这样期待，只是期待。因为作家都是爱做白日梦的人，更何况梦是梦，现实是现实。当然，我们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祝福是，梦想成真，但是，作为梦想，有时不但不成真，还会出现背离、充满了反叛、充满了南辕北辙。当然，也有梦和现实一样。这些都会出现，因为还没出现，就是未来的东西，未来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

　　我不知道其他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是不是一直都是顺畅的。我自己不是那样，就像一个人在生活之中所面临一件需要决定却无法决定而又不得不决定的事一样，总是会在一段时期，充满着困惑、疑问、焦虑和彷徨。所以，有些时候，未必作品完成之后都会比之前的好，再说，好不好，该由读者去说。当然，我自己是期待的，也要期待。

不过，总的来说，有期待好，有梦想好，在写作上，就是做白日梦也好。有了这些，它会让人觉得有希望，有希望就会有意外、美丽，或者惊喜出现。

作者名片：朱  镛，昭阳区人，出生于七十年代。作品在《中国作家》、《大家》、《青年文学》、《边疆文学》、《滇池》、《文艺报》、《文学报》、《云南日报》等刊物发表，曾被《青年文摘》等刊物转载和入选，出版有散文集《奔跑的速度》。曾获云南省作家协会创作奖、昭通市政府文学奖等奖项。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作家·纪实》杂志签约作家。

                 （原载《昭通日报》 2010年5月7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