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

新《律师法》施行之际，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在全国首推律师介入审查逮捕阶段制度——《海淀区检察院律师介入审查批捕程序办法（试行）》。《办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聘请律师的，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部门在受理案件后，应当及时告知相应律师；检察机关在作出是否逮捕决定时，应当充分听取律师的意见；律师介入审查批捕程序的情况，必须在审查批捕程序中以及有关文书中予以体现；案件办结后，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部门应当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承办律师。为保证律师的意见被听取，海淀检察院审查逮捕部门每周还专门安排两次与律师会见的时间，由承办检察官接待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据《办法》起草人介绍，《办法》保障了检察官可以同时听取侦查、辩护两方面的意见，平衡了公安、律师双方在批捕环节的诉讼权利。（6月2日新京报）

在笔者看来，海淀检察院的作法，其重要意义倒不在于对公安、律师双方在批捕环节的诉讼权利的平衡，而在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凸显和检察机关自我监督的强化，从而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具有监督职责。但是，在刑事诉讼实践中，诉讼活动的行为正当性、合法性，往往被简单地等同于“打击犯罪”、“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刑事诉讼目的正当性。结果，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规定，常常变成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相互“配合”，各自行使权力，把由侦查机关发动“打击犯罪”程序的犯罪嫌疑人一路变成罪犯，最后定罪量刑。分权制衡的监督制度，成为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相互给面子，谁也不“坏”他人“事”的权力分享和利益均沾：侦查机关提请批捕的人，检察院往往例行公事地予以批准，鲜有不批；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检察院公诉机关也鲜有不诉；检察院起诉的案件，法院也鲜有不判有罪，就这样，大家都有了“打击犯罪”的功劳。虽然笔者相信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司法活动，大多是正当的，合法的，确实让犯罪分子受到了准确的打击，但这些年曝出的以杜培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为代表的冤案、错案，也不能不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实际上，诸多冤案、错案，无不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忽略监督职责，互相“配合”的恶果：本不该批捕的批了，不该起诉的诉了，不该判罪的判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海淀检察院推出律师介入审查逮捕程序制度，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批捕时，同时听取侦查、辩护两方面的意见，无疑有助于检察机关把好批捕关，及时纠正侦查机关的错误，更好地实现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同时，律师意见体现在检察院的审查批捕程序中，本身也是对检察院审查批捕权的一种监督。这种监督有助于检察机关对应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及时批捕，确保犯罪受到准确打击；同时也有助于检察机关对不应批捕的犯罪嫌疑人更好地作出甄别，同时避免冤案错案的发生，确保无罪的人不受追究。

检察院的作法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有关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规定，情节严重的，也可予以逮捕。显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不应逮捕的情况下不受逮捕，以及为不应逮捕的理由作出辩解，都是重要的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辩解，固然是重要的，而由具有法律专门知识的律师为其进行辩解则更为重要。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律师通过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对相应犯罪嫌疑人是否应该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以及采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是否有必要予以逮捕，都会有专业的判断。检察院在决定是否批准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时，听取律师的意见，无疑会使相应决定更具有合理性,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也将得以更好的保障.

由此,海淀区检察院首推的律师介入审查逮捕阶段制度,也就有了全国推广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