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转机抵达长水机场的时候，我记得机舱广播用非常快的粤语和含糊的英文重播了两次抵达消息和天气情况后，第三遍的国语就播得相当磕巴缓慢，反正是抵达了“宽明船水机场”了。

      我长时间在滨海城市生活，终于远远摆脱了海岸线，所以见到真正沉默郁积的山峦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海拔，而是想到了深处，内陆深处。进入市区的车上，看见山间一点点裸露的红土，都明白这每一点陆地的耸起，有如把一个口袋的破洞反出来，一些残破就有一些花丛在附近散布。我对昆明最初与最后的印象都是这样，这个城市的皮肤任意地残损着，唯有散布其中的一些温柔的绿洲和完整的蓝天令人流连。

      那个下午，老沈就站在其中一小片绿篱旁边等我。我住的宾馆不好找，她在电话里知道离我已经非常近，仿佛要我相信这近似的，要我等敲门声。但后来还是只能在原地等我下来，她背对着我，罩着一件深紫色的棉麻上衣，一条蓝色长裙，瘦弱得有点收紧和弯曲，站在超市门口台阶的绿篱旁边。我14岁就认识她了，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纵然这十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是间断是沉寂是各自沉浸生活的赐许，是背对背的朋友，每当我们需要一点陪伴和言语时，就近得触手可及。因为不可能疏远，我们一直到今天才见面。

       她奔忙了一天，其实第二天我们还会和西娅她们一起小聚，但她就想提前一天来和我单独坐会儿。见到我时累得只想有个沙发可以靠着说话。我稍微一兴奋就会更粗心，走快了都听见她在后边说“慢一点等我”。我每次站在旁边或坐在旁边等她，就会好好看一会儿昆明，想起她拍了那么多晨昏的天空，喜悦的花朵，就明白了这些画面的暂留是对疲劳的宽释，而之间是行走。

     她在林芝和成都给我摘的叶子居然都装帧入框了，还带了绿豆糕和荞面鲜花饼。都交给我后，她身上只有一个大大的布包薄薄地贴着侧身。我因为一直想和她窝在沙发聊天，所以特地找了一个带沙发的房间，她歪进扶手里像一套临时决定不穿的衣服，“累死了，让我死一会儿，让我死一会儿。”我本是笑着看她垮下来休息，但往下看见她蜷握着的痛得变形的手，还有极细弱的小腿，就有点心沉。那样吃着绿豆糕，她问起，我就说好吃。

      有时她留我在沙发，自己走到窗边抽一根烟。有时我自己坐到床边看楼下工地的动静。就是这样各执房间的一端，一边是十年的老友，一边是初见的城市，我回头看她时，便生出许多以往都没有的依赖。我想得好远去了，想着自己未来几十年要在这地球上走出自己的赤道，最好是要回到这里在她附近，可以孤独但不孤单。

     在云南的后面十来天我和我当时的恋人又去了很多地方，到滇缅边境又绕回昆明了，当然也经历了从幸福的极境到痛苦的极境，他走后我独自在昆明熙攘的午后醒来。之后很多个傍晚我都会发烧，我就又回到抵达昆明的第一天下午去了，躺在她附近，那样清楚这两具瘦小的身体，都要去经历各自必然的折磨和必然的自由，而我暗暗希望着，终会回到这样的下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