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年初是我第二次去北京，再往前要倒着数十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除了天安门和长城，几乎没有任何记忆。
   很久之后我都还记得那是1月3日，我总能记得这些无关紧要的日期，我和同事P一起去机场，怎么去的忘得一干二净。大概天很凉，还很灰，空气像一件湿透的大衣裹着人，成都的冬天总那样，P告诉我她带了足够的暖宝宝和面膜，她说北京太干又太冷。

她说这些的时候我没太多反应，因为我的行李里面除了一件厚毛衣一条棉毛裤以及换洗衣物外就是药和两本书。我很少出远门，更没有在冬天造访过北方，不知道应该准备什么。我们在登机口坐着，P拿出薄膜手套穿在两手上，她说这是手膜，专门护手的，质量特好，可以用几次。她说你也可以买来试试，我笑笑说好。

我跟P不算熟悉，虽然彼时我进单位已有大半年，彼此间常有工作往来，但有的人天天见面都熟不起来。P是营销部总监，对外人际方面相当出色，在办公室也会同姑娘们嬉笑怒骂，或是急起来疾言厉色，但那一年我的心就像只密不透风的鸡蛋，什么针都扎不进来。她说她的，我话很少。

飞机上一路睡过去。起得太早，两个半小时的飞行过程足够睡上好几觉，以至于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我睁开眼睛忘记身在何处要去哪里，强烈的失重里感到一阵世界尽头般的恐慌，一再下沉，失忆的过程恐怕只有两三秒钟，却漫长得好似死亡。日后这样的记忆空白的状况频频出现，但都不及那一次，唯有紧抓扶手默默抵制。
    

我们在喧闹的机场寻找那个接我们的人。P给他打电话，她的声音甜而略带沙哑，普通话不够标准，听着仍有几分可爱。绕了几个圈才跟那人碰头，一个高大的北方男人，压低声音跟P说X总在开会，让他来接，送我们到预定的酒店。我认为这是我不合适听的部分，于是自动将听力关闭了。那男人带我们上车，一辆普通的大众，P打开副驾驶一边的车门，我自觉钻进后座。
   路上P和男人聊天，关于路上的车和车的牌子，男人答话很少，默守本分，这让我相信他的确只是某位体面人物的司机。后来P终觉无趣，也停了嘴。
  车子驶过高架桥，高楼大厦纷纷挤压在一起，天空倒是非常的晴朗，因为不是高峰期，没觉着拥堵。只感到路很长。P问还有多远，男人说挺远的。我衡量不准这个挺远的距离到底几何，一味看着窗外华丽而雷同的商场大楼，过了很久，建筑物逐渐稀疏，逐渐被厂房和间或的荒地替代，一棵棵笔直的白杨树站在路边，我猜测那是白杨，小时候书上写的，戈壁上的白杨，只有它才能那么直。然后竟然就黄昏了。
    

无数次我回忆起这趟漫长的车程，总觉得遗漏了什么，后来我想是不是忘记午餐这件事情，又或者午餐是在飞机上解决的，忘了，通通是忘了，只记得白杨后面的天空慢慢一层层更深地蓝下去，远处是旷野。我们好像到了北京，又立即离开了北京。
    这是去哪里啊？我想问，没出口。
    我们这是在做什么，跟着一个从未谋面的男人，一路开到了黄昏，开到了荒野。
   心里不免紧张起来，看得出来P也有点紧张，她又开始找话同司机说，奇怪怎么这么远。然后很突然地，司机说，到了，就在前面。他将我们送进一处灰扑扑的宾馆，其实用招待所来形容更为合适，矮短的围墙后面，一幢灰红色的低矮的建筑，大门还是上个世纪流行的茶色玻璃，门楣上拉了条横幅写着“欢迎2008年春季书展XXXXX”我向来把这种话看不清看不懂，无论看上多少次。
    送我们到门口，司机走了。我们到柜台去报上自己的来处，当即被领到一个位于底层尽头的房间。很奇怪没有看到其他人，问服务员，说是都出去了。大厅和走廊的灯很暗，廉价的红色地毯上有不少烟头留下的黑洞洞。整间宾馆散发着说不出来的气味，像是坟墓、停尸房、异度空间。
    有点晚了，就很冷。我往床边一坐，屁股陷下去，席梦思是坏的。房间里有扇窗，对着另一栋矮楼的墙壁，跟没有一样。
    P将行李箱里的电脑拿出来，将衣服一件件挂在衣柜里。
    真破。她忍不住说了句。我说嗯，跟乡下似的。
    有点超乎想象。

一会儿出去问能不能换个房间吧，这冷的，好像没暖气。P说。

我们拨总机号码找服务员看暖气，服务员来，说是通的，等到晚上会暖一点。

问宾馆里有没有吃的，服务员说已经吃过了，厨师下班了，叫我们去附近的街区吃。

使劲回忆，一路过来似乎并无街区，服务员说有，打个车，十分钟就到了，啥都有，很热闹。我问有KFC吗？她说有。一听这就跟找到家似的。我跟P说实在不成咱去吃个快餐解决就行了，她有点犹豫，说去看看吧。

出了宾馆，沿着荒凉的公路走，傍晚的风夹杂沙粒劈面摔过来，我们苦着脸闭着嘴巴不敢说话。路上没有行人，左手的方向望出去是一片看不到边的荒地，天地昏黄成一色。忽然觉得有谁在盯着我，左右一看，原是光秃秃的树枝上蹲着只乌鸦，呱——它冷不丁一叫，像从很远地方传来。

走得差不多快放弃了，才看到一辆怪模怪样的计程车，我们问能去附近吃饭的热闹地方吗？师傅手一挥，我们就上了。在车上他问我们怎么住得这么偏远，P说是出公差，人家安排什么我们住什么，师傅说了句啥，没听清，北京人说话特快。

果真有个极热闹的中心地带，荒山野地里，仿佛沙漠中的拉斯维加斯。我们下车，一脚踩进夜色，眼前就是KFC，也就没二心，直奔进去，室内温暖得让人一下子活了过来。吃些什么不记得了，总之没有辣椒包，旁边坐的都是老年人，于是我的心情也特安详，P吃着吃着说困了，她说最近不知怎么回事儿，老犯困。我说你不是怀孕了吧。她笑，说不准哦。

吃完打车回去，这次在服务台前看见几个也是来开会的人，昏黄的灯光下面影影幢幢，幽灵似的，彼此打量了两眼。

两个本来不熟的人，到了说是北京却不像北京的天远地远的地方，有几分相依为命的感觉，毫无预兆就挖心掏肺起来，说的不外乎是恋爱的事儿。P给笔记本插网线，弄了好一会儿也连不上网络，索性不管了。各自后躺下来看满是雪花的电视机，我努力离脏污的墙纸远一点，整个人挂到床沿上，另一张床上，P边涂面膜边说她现在正和一个男人好着，不算是正式恋爱，如果真的怀孕了，还不知道怎么办。她涂好面膜后点了根烟，问我抽吗，于是我也点了一支。

那夜聊到很久，一直很冷，睡不安稳。我向来不喜欢底楼的房间，可能潜意识里觉得底楼离地狱比较近，而且是走廊尽头，喊一声都得几秒钟才传得到另一边。P的确困了，说着说着就没了声音沉沉睡去，我在黑暗中瞪大眼睛，坚冰一样的寒意从外部包围着我，鸡蛋冻成石头。

我们在北京呆了三天四天还是五天，开会也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幸好有车接送，有专门的人送盒饭。我们的展位与陕西一家媒体在一个房间，他们是几个年轻男人，跑推广跑销售的，十分开朗健谈。我和P全程没干什么正经事，我拿着个本本抱了一叠书上楼下楼到处去记下人家的书目和特点，自我介绍互相送书送名片，狭窄的过道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易拉宝，满地都是宣传单，各种各样的，有一会儿累了我就到楼梯上去坐着抽烟，觉得特没劲。

回去展位房间，P也在里面抽烟，昏昏欲睡的样子。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房间里烟雾弥漫，男人进来都呛。我们就那么稀里糊涂地坐着，吃饭时候没胃口，北方太阳太刺眼，太阳穴胀痛。

白天晕头涨脑地展出，夜里再倾谈，家史痛陈得差不多了，就睡过去，就又醒来。最后一天展会结束，我们搬去城里，其实也闹不清方向，一家过得去的商务连锁酒店。在楼下吃了粥和杂酱面，打车去秀水街但最终没找着，不知怎么又回到了西单，在商场里钻来钻去买了些纪念品，堆山谢海的烤鸭和稻香村、糖葫芦，楼上有花花绿绿廉价的服装店，我买了件棉布的花衬衣，她买了件针织衫。最后P在楼下一家做水钻饰品的铺子里好认真地选了些字母做了几条手机绳，说是带回去给要好的女友，我看着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没劲。

掀开商场厚重的毡子门帘，外面天黑了。北方的夜晚是轰然落下的，我们出去的地方是一处侧门，就像大多数商场的侧门那样，横着一条黑漆漆的巷子，人们抄着手埋着头走来走去，夜色中有食物的雾气升腾，四处都是灯火，却永远不够明亮，迟来的疲惫袭击了我，脚踝痛得好像断裂，什么都没吃就回房间了。

离开北京的那天上午，在王府井教堂门口我给P拍了几张照片。晴天很蓝，她笑得疲惫甜美，面容略有浮肿，却是温柔的。阳光下我脱了外套穿着新买的花衬衣，一点不觉得冷。至于后来是怎么去的机场我全然忘记了，想得起的是飞机上发了蛮好吃的苹果脆片，以及到成都的时候已经是深夜。

那次一起出差后，我和P多了点心照的微妙亲密，但我们都是不说的人。有几天她没有上班，然后又来了，人有些憔悴。她经过我的办公桌时悄声说她真的中镖了，也解决好了，我说那怎么不在家好好休息。她苦着脸笑，说没事儿。

不久后我离开成都，走的那天她开车送我去机场，我们特地去得早，在路上一间新开的星巴克喝咖啡吃蛋糕。可能我们都以为会有很多话，但没有，P说你要经常回来看我们，我说好。我们大部分时间喝着各自的咖啡，眯着眼睛晒春天的太阳。

有次我回去，和她吃了一次饭，她已经有了新生活，辞了工作，也快结婚。最后当然毫无差池地结婚了。除一次询问我疾病方面的常识，我们没有通过电话，没有联系。那年冬天的北京，好像并没有抵达过，那只树上的乌鸦孤零零地单叫了一声，落下一把破碎的影子。如今我想得起的，便只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