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文化与南诏皇室文化的关系

    古代石窟在云南虽不甚发达,但在南诏和大理国时期,却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剑川石窟艺术。追溯剑川佛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必然是与唐代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历史分不开的。剑川石窟位于县城西南２５公里的石宝山的支峰石钟山上,石窟群开凿于公元９至１２世纪的南诏(唐代)、大理国(宋代)时期,正值南诏国“政教合一”和大理国佛教盛行时期,其再现了以白族为主的西南各民族智慧的结晶。石窟分布在石钟寺、沙登村、狮子关三个地点,共十七窟,造像一百三十九躯,碑碣五通,造像题记和其他题记四十四则。造像雕刻在红沙石上,内容有两大类:一类是佛教题材,有佛、菩萨、观音、天王、明王、力士、胁侍、罗汉等;另一类是世俗题材,有南诏王、清平官、南亚僧等人物形象。

    把佛题材与世俗凡人的“王”题材放在一起，这是石宝山石窟的一个特点，这也体现了佛教文化与皇室文化的交融性，也只有凡人的最高统治信服或者说是推崇佛文化，人民大众才能更多的接触和信仰佛文化。石钟寺区的第2窟《阁逻凤出行图》，高1.46米,宽1.52米,共雕16人，为剑川石窟群中人数较多的窟。窟形为仿厅堂建筑，厅堂中央的双龙头椅上,盘坐着南诏王阁逻凤,头戴高冠（头囊），右侧结跏跌坐着王弟阁陂和尚，这幅画面可以让我们想到南诏对于佛文化的重视程度，佛文化不仅影响着南诏大理国时期人们的生活，和尚在当时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南诏大理时期，南诏王朝对于佛文化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很大，佛教能以多种形式不同层面在发展。并且发展的过程融合了南诏王朝的政治、经济、民俗等方方面面的文化。

    二、佛教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的体现

    佛教最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开放性与包容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石宝山石窟和沙溪兴教寺，佛教的这两个特性又体现的特别突出。石宝山石窟有其显著的五大特点:一是南诏王室造像。“阁罗凤出巡”、“异牟寻议政”、“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全家像”，是中国惟一雕刻君主议政活动的石刻石窟群；而这与石宝山其它石窟并列于石宝山上，这打破了其它佛教寺院只供有佛的传统，这是其一；二是在石宝山的石窟中，明显有欧式建筑的风格，这说明佛教文化在充分发展自己的文件的同时，不会摒弃任何一种好的东西；三是生殖崇拜物。女性生殖器(白语称“阿盎白”)石窟是佛教密宗供奉的“女根”，同时也是白族原始生殖崇拜的珍贵实物资料。“阿盎白”石窟的位置从地理位置来看，是在所有石窟的最上方，也就是说拥有比其它石窟更高的地位，这在我看来得益于佛教对于女性的尊重以及佛文化对于世俗文化的包容。四是外国人像。“波斯国人”窟和“梵僧”窟是白族通过蜀身毒道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佛文化开放性的体现。这说明在当时，借助佛文化的影响力以及南诏高度发达的文化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与世界其它国家互通来往了。

    三、佛教文化对于艺术和美的追求

    我国是世界上石窟艺术极其丰富的国家。北方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而南方有剑川石宝山石窟，弥补了石窟文化在南方的空缺。石宝山石窟雕凿的不仅仅包括佛像、菩萨像、佛弟子以及罗汉像、护法天王和金刚力士像等四大内容，还有诸多表现白族先民原始崇拜以及南诏大理国历史内容的造像，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价值。

    首先从佛教内容来说，中原地区的石窟主要表现的是禅宗，而剑川石窟则多密宗的神祗。不少史料表明南诏大理国崇信的佛教有来自中原汉地、吐蕃以及印度等多种渠道，而其中通过古印度僧人经南方丝路传入的密宗阿吒力教派影响最大，因而剑川石窟突出的特点是较为集中地展示了古代白族所崇信的佛教密宗神祗：多处雕凿了与内地观音造像不同的阿嵯耶观音和男像观音。尤以八大明王造像最为典型，石窟中被编为６号窟的明王堂是体量最大的一窟，长１１米，高３米，布局森严，正中端坐着神态安祥的释迦牟尼佛，左右肋侍为阿难和迦叶两位尊者。在这一佛二弟子两边分列着八大明王，两端又挺立着多闻天王和广目天王。八大明王一个个面目狰狞，三头六臂，座骑怪兽，脚踩鬼奴，身不着天衣而以人头骨为璎络，手足缠绕毒蛇，持金刚杵法器降服魔障。按密宗的说法佛和菩萨都有两种化身，常见的表情安祥，肢体正常的形象称为自性身。而此类形象怪诞，表情凶恶的称为教令轮身，即是用以教训众生的形象。对于那些冥顽不化，魔障缠身的众生，佛、菩萨变成这种怪模样来吓唬他，使之猛醒，觉悟，故称之为“明王”。我国佛教的明王造像除西藏和四川大足还有所见之外，剑川石窟的明王最为集中和丰富，足见其密宗造像的典型特征。

    第８号窟“阿央白”雕凿的是一座高０.８米的高浮雕女阴，两旁墨书一联：“广集生化路，大开方便门”。将女阴崇拜与对佛的敬仰并列，不能不说是古代白族人民的一种特有的宗教观念。此外，剑川石窟的造像中还真实地表现了古代白族地区的对外文化交往，典型的如狮子关第１１号窟的“波斯国人”造像，以及１０号窟梵僧观音造像等，其深目高鼻的形象和衣着服饰特征都表现的栩栩如生。

    从艺术手法上来说，剑川石窟以其典雅细腻的风格堪称我国石窟艺术的一绝。在表现王族的雕像中，不但把南诏国政教合一的衣冠礼仪表现得十分具体，而且人物形象的刻画更显得精确、生动：王者凝神专注的表情，豁达文雅的气度与手下凶悍威严的武士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果说我国晚期石窟以高度的写实性和富于人情味著称的话，剑川石窟的艺术造型确实把这一特点发挥到了极至。如被称为“华严三圣”的３号窟，即释迦佛居中，左文殊，右普贤的造像，比例匀称、造型洗练，面部表情给人以优雅、肃穆、纯厚的美感。虽则纯属石雕，却让人感觉到皮肤的柔软和肌肉的弹性。又如７号窟“甘露观音”，体态丰盈，双肩圆润，有着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而其容貌之端庄，目光之慈祥，又表现出菩萨的宽厚和仁慈。躯体虽有着白族妇女的特征，而精美的耳饰、臂钏、手镯却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的营养，被誉为“东方维纳斯”。并且，剑川石宝山独特的雕刻出了“愁面观音”这一独特造型，打破了观音无喜怒哀乐的传统。

    综上所述，佛教文化在发展中包容了中国本土文化，并在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宗教相互影响。在政教合一的南诏大理国时期表现为与南诏皇室充分交融，同时通过丝绸之路联系波斯印度等地，把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我眼中的佛教文化是包容的、世界的、与中国本土文化是互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