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生和病人之外，还有官方，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和代表官方形象的专家们。过去不算，近年来，官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也明确表态了，比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于2010年底的那个被广为转载的在人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国的专家们也反复强调过度输液的问题。

但是，尽管官方的态度很强大，医院和病人还是照旧该怎么输液就怎么输液。是中国的事情难办吗？

和其他健康问题一样，官方觉得他这么一说，全国就一盘棋似地听了。请问在公信力低到没谱的今天可能吗？

美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曾几何是假医生横行假药泛滥，病人以人权为名以宪法为保障坚持自己随便吃药的权利，直到发生磺胺事件后，FDA才有权控制药。新中国建国后就没有走同样的道路，是因为有这个前车之鉴，但是是不是每件事都要有这种惨痛教训呀？

中国官方在输液问题上不是不作为，而是不知如何作为。官方专家惯于以职称压人，都是君子动手不动口，就拿黑花生的事，你说那村书记无知炒作，但那消息已经广为传播了，专家的反驳远不如当初报道的广度，从民众来说，大多数人只看了前者。如果也做一次试验，科学性的，证明他是错的，要比多少个专家背书有效得多。

在输液上，说来说去，为什么不做试验？

当日琴纳才出校门，遇事总爱写信向老师亨特请教。亨特的回答永远是：问什么问？做实验去！

许多年后，当用牛痘来预防人痘的念头出现在脑海时，琴纳想起老师的这句话，这才有牛痘苗，我们中的半数人才能存在在这个星球上。

在辩论一件事的时候，中国人为什么不爱用实验用事实做裁决？

即便是专家，也不一定说的对，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算专家吧，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是仅有的四名双料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其他三人是玛丽•居里（Marie Curie），约翰•巴丁（John Bardeen）和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这四个人中只有他两次都是单独拿奖，他的话应该正确吧。

此四人中，论数量，鲍林第一，因为只有他是两次都是独拿，论质量，则是一次独拿一次分享的居里夫人第一，因为她拿的是化学奖和物理奖，其次是一次独拿一次分享化学奖的桑格，然后是两次分享物理奖的巴丁，最后才是鲍林，因为那个和平奖是个半拉子笑话。

但是，如果论终身成就，那三位都赶不上鲍林，他被《新科学家》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0位科学家之一，20世纪只有两人上榜，另外一位是爱因斯坦。鲍林又被誉为一千年来四大脑袋之一，其余三位是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

鲍林在医学上也颇有造诣，他认为维生素C可以预防感冒甚至流感，还能治肿瘤，推动口服和静脉点滴维生素C预防感冒治疗肿瘤的疗法。看看，这可是点滴界的大腕呀。1970年鲍林出书宣传维生素C的妙处，自己天天吃12克VC预防感冒，一旦觉得自己要感冒了，就吃40克。他这么一带头，多少百万人天天狂吃VC。

权威开口，有人拍马屁有人质疑，有两项相关试验，设计是一样的，一组人大剂量吃VC，一组吃什么都没有的假药品做双盲对照，然后统统把引起感冒的鼻病毒塞鼻子里去，结果所有参加实验的人全得了感冒。

用不着鲍林开口，捍卫权威的马上跳出来：什么水平？鼻病毒上百种，VC能防的是特定的鼻病毒。

那就做实验吧。在纳瓦霍找了300名孩子每天服VC，另外再找300名给安慰片，结果发现服VC的组虽然一样得感冒，但得的是症状轻的感冒。大师的理论要修改一下，从预防改成减轻症状。但是其他科学家质疑这个实验计算感冒轻重的办法不对。

那就多做实验，又找来更多的孩子，再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双盲对照试验，结果发现VC毛用都没有。

这次鲍林忍不住了：你们那剂量太低。

哦，量不够。

继续实验。多伦多大学找了3500名志愿者，分八组，两组做对照，另外六组分别服用不同剂量的VC，从250毫克到8克，三个月后，发现VC的剂量和是否得感冒毫无关系。

美国第二大医院Mayo Clinic做到每天10克，同样和对照组毫无分别。

鲍林，你怎么看？

鲍林说出大多数中国医生和病人都爱听的话：你们给志愿者口服VC，应该静脉点滴VC才有效果。

大师果然是大师，但即便在点滴森林之称的中国，也不可能采取挂水的办法预防感冒呀。

就这样，维生素C预防感冒的说法被否定了。

点滴对感冒、流感是否有效也很容易验证，冬天那么多得感冒流感的，找家医院一部分打点滴，一部分不挂水，看看是否感冒消失得快、是否症状真的缓解。再做一组给抗生素、一组只给生理盐水的，看看抗生素有没有好处。

明白的专家认为这是明摆的，但理所当然的事也必须用实验来证明，做几次，国人的观点就会改变过来并且能举一反三，科学的逻辑思维就能慢慢建立起来。别的不说，仅点滴一项，每年就能拯救几十万条生命。

终于说到点滴为什么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