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赋》的结构和意蕴

    苏轼的前《赤壁赋》，以其挥洒自如、姿态横生，美奂隽永的语言，精妙自然、行云流水般的结构艺术及深邃旷远、超然豁达的人生反思，成为千古至美之文。苏轼曾用“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苏轼《与谢民师书》）评价屈原的作品。其实把这句话用在前《赤壁赋》上也不为过。学习这篇文章，对语言形式的美，可以在反复诵读中不断加深感受，这比较容易。但要真正领会作品的结构和意蕴，实非浅尝辄止而能为。

    苏轼在散文创作上主张“以意为主”、“意贯全文”。也就是为文要有充沛的思想感情，要以感情的起始为线索，情生则文生，情尽则文尽。同时，他也强调内在的思想感情要与外在的表现形式相适合，所谓“随物赋形”（苏轼《自评文》）、“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与谢民师书》）。他在《自评文》中形象地表达了上述的创作主张：“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而《赤壁赋》这篇散文，则典型地体现了他散文创作的这些艺术特征。

    苏轼因“乌台诗案”险遭杀身之祸，后虽死里逃生，但戴罪贬谪黄州。这一时期的苏轼，人生遭遇到了巨大的打击，陷入到了深重的苦难中。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他一面遍读儒、释、道经典，在历史和哲学中探寻人生的意义价值；一面放形山水田园中，在人与自然的观照中感悟生命的真谛。他把这种反思的结果，通过黄州时期一系列的诗文表达了出来。其中，前《赤壁赋》主要表达了他对人类个体生命生存中的终极问题，即如何摆脱“短暂与永恒”这一矛盾处境的思考。意识到人类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渺小，进而渴望超越自然加于生命的这种局限性，达到永恒，这是人类心灵深处共有的生命情怀。但要把这种抽象的理性思辨和强烈的情感愿望，透过一篇仅有500余字的散文，既深刻透彻又鲜明形象地表达出来，就绝非一般作家所能为。苏轼作为天才文学家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行文时能选择最佳的语言形式表现他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感受，更在于他能找到最巧妙自然的结构形式表达他的思想感情。前人对《赤壁赋》的结构和意蕴多有评论，但真正能一语中的当属金圣叹和茅坤二人。金圣叹在《天下才子必读书》中评到“游赤壁，受用现今无边风月，乃此老一生本领，却因平平写不出来，故特借洞箫呜咽，忽然从曹公发议，然后接口一句喝倒，痛陈其胸前一片空阔了悟，甚妙”。金圣叹的这番话，点出了《赤壁赋》行文结构上的一个秘密：文中的“苏子”与“客”实为一人二身——“苏子”即“客”，“客”亦“苏子”。惟其如此，我们方能理解苏轼说自己下笔行文，表达思想感情时“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的奥妙。让我们回到《赤壁赋》文中来。

    文章首段写月下泛舟赤壁江面，极尽人生快乐之情境的描述。特别是写到“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时，人与广阔无穷的天地自然已融为一体，直如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之境。这是人生解脱了尘世的种种束缚，获得了身心自由的至乐至美之境。但也就在这样的极度欢愉中，天地无穷、宇宙永恒之景之象——“万顷之茫然”，也同时冲撞了游者多情善感的心。故尔行文至第二自然段，苏子虽依旧因快乐而放歌，但歌声已由乐渐哀。“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两句歌词乃是苏子内心徒生悲情的写照。这里，关于“美人”所喻，历来有两种颇有代表性的理解。一是认为苏子以“美人”喻君主，这两句歌词是暗伤自己忠而见弃，不能为国尽才效力（吴小如《读苏轼〈赤壁赋〉》）；一是认为苏子以“美人”喻政治理想，这里在隐哀自己理想追求的失落（赵齐平《〈赤壁赋〉赏析》）。这两种理解大同小异，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作者的心境。但如果说“美人”在这里就是喻作者的功业追求，济世情怀，则有失偏颇。因为从上文看，作者是通过写月下泛舟赤壁，表现人与自然身心交融后的快乐，而下文（第三段）写“客”心之悲，亦悲感于人生的短暂、渺小。上下文贯通一气的脉络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因月下泛舟赤壁、放形于大自然中适心悦意时，而徒生人生短暂、生命渺小之情。这时的悲，自然是因人的生命不能永远地与天地自然相生相伴、相乐相宜而悲。也就是“客”所言“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由此观之，文中的“美人”之喻，应该是喻作者的一种美好的人生愿望，是渴望人生永恒、永远如在江月中逍遥，过美好人生的愿望。文章一至二段所描述的情境，思想感情的起落变化，正和曹操《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这几句诗所描述的情境相近。也正因为如此，第三段行文自然由“客”之口引出对曹操的议论。这是《赤壁赋》行文结构的又一个隐秘：试想，三国时有诸多英雄与赤壁有瓜葛，如孙权、周瑜，为何此时单单挂怀曹操？

    作者行文至“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已由乐而悲。这种悲伤，因为是源自人面对天地无穷、宇宙永恒时，感悟到了人生的一种最根本性的悲剧处境——生命的短暂、渺小而又无法超越，故是人心灵深处的大悲大恸。作者为了表现这种大悲大恸，先以“客”的萧声呜咽做情绪上的渲染，极力调动人的感官直觉去感受这种人类心灵深处的“生命之痛”。然后又用一个整段，借“客”之口，从历史与自然的广阔背景中，从盖世英雄与无名渔樵、浮游粟粒与天地沧海的巨大反差中，再加以形象生动地阐发。堂皇宏论，铺陈扬厉，极尽生命短暂渺小之悲，畅泄人生不得自由永恒之痛。作者在一至三段的行文表意中，真是做到了“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作者行文至此，借“客”之口，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生的大问题：人在现实生活中，何以才能摆脱生命的有限性给人生造成的无意义、无价值感，重构人生的价值？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苏轼经过长久的精神求索，早已是成竹在胸。故此他有些急不可待，立即以“苏子”答“客”的方式，侃侃而谈，用智者的口吻，表达了对宇宙自然和现实人生的看法。

     苏子在这里表述的世界观、人生观，源自庄子哲学。庄子哲学的核心是“道”论。庄子认为，“道”生天地万物，“道”使万物生灭流变，无穷无尽。天地万物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存在，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都是这个“道”运行的结果，也都是这个“道”运行的具体表现。因此，宇宙间的一切存在之物——天地日月、山河草木、花鸟虫鱼、也包括我们人类在内，尽管存在的物象千差万别、大小不一、名称各异，存在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从“道”的角度看，它们的存在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他们皆是顺“道”而生，顺“道”而灭。生，是缘自“道”的运行；灭，同样是归于“道”的运行。这叫“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至乐》）。如此，宇宙间各种存在之物，广大之为天地，长久之为日月，是“道”的体现；微小之为秋毫，短暂之为浮游，亦是“道”的体现。在万物“体道”、“与道共存”这一点上，哪里还有什么生灭存亡、大小长短之分呢？用庄子的话说，这就叫“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以“道”观物，物与物之间，既没有短暂与永恒的差别，也没有渺小与广大之分。

     苏子答“客”的这段议论，基本上转述了庄子“道”论下的世界观、人生观，只不过换成了他自己的表述语言和表述方式。他先以水、月为例说：眼前的江水、明月在“变动”（存在与消失）也“没有变动”（永恒存在）。说它们“变动”，是因为从表面上看，眼前的这段江水流走了，似乎消失了；眼前的明月也有生有落，有消有长，它们都无恒长之态。说它们“没有变动”，是因为从本质上看，眼前的江水无论流到哪里，总是“水”；而无论明月有多少次消长盈亏，总是那个“月”，它们做为“水”与“月”，又都是永恒存在的。这里的水、月之论，目的是要引出下面的关键之语：“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如果从“变”的一面看，那么天地万物（包括人类）不曾有一刻停止过变动（因为他们始终在随“道”的运行而生灭流变）；如果从“不变”的一面看，那么天地万物又因其最终归化于“道”的运行，也就随“道”永恒无尽了。苏子就这样在“以道观物”中，消除了“客”心中关于人生短暂与宇宙永恒、生命渺小与天地无穷的矛盾情结。这个问题不存在了，那么，生命的意义价值又在何处？人生该怎样度过？苏子同样用庄子哲学做了定位——在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中，让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走向审美的人生。苏子说，在对自然的审美体验中，人生可以过得很美好：“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子这段话谈论宇宙人生，如此形象生动、简洁透彻，“客”心自然也就豁然开朗，顿时了然人生，由悲而喜，再度融入江月清风之中。

纵观全文，作者纵笔为文，驰情骋意，或叙事或写景或抒情或议论，挥洒自如。情之所发，意之所达，滔滔汩汩。文脉所至，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姿态万千。真有如他所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自然天成。

   苏轼《赤壁赋》的写作目的，是要在历史和自然的宏大时空背景下，反思个体人生的意义价值。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评论此文的结构和意蕴时说“凭吊江山，恨人生之如寄（客曰）；流连风月，喜造物之无私（苏子曰）。一难一解，悠然旷然。”可谓精辟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