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国立西南联大八十周年，同时也是西方的万圣节。这二者的重合，完全是偶然，但对于国人来说，前者显然更值得关注和回首。

   看到很多文章在回溯历史时，都用的“联大八年”。对此，我更赞同曾执教于联大的陈岱孙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序言中所提出说法，联大存在了8年11个月，“以学年来计算，应该是整整的九年”。

    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是梅贻琦先生，他毕业于南开，师从张伯苓先生，出任清华校长时42岁。放在今天的大学校长中，这个年纪显得太年轻了。无独有偶，顾毓琇先生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时也是42岁。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天麟出任国立北洋大学校长时才28岁。刘仙洲出任北洋大学校长时也就34岁。

     当然，年纪轻并不能代表就先进。当他们晚年时，思想依旧在世界前沿。这里最长寿的是文理皆通的顾毓琇先生，他在94岁时写下了“世界文明须重建，中华文化应发扬”。这句话，用来解读联大八十年与万圣节的关系，再贴切不过了。

   站立在时代潮头，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汲取历史，面向未来。当大家都在沉醉西南联大的历史功勋，感叹“后无来者”时，陈岱孙先生在三十年前就力陈，我们有的时候喜欢神话化。联大“这样屹立于民族国家危亡中的流亡大学，历史也决不允许它后有来者。但作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像西南联大这样的成绩的高等学校，应该是有无数的后来者。“中国教育事业的成果如何，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我们都有这种宏量与愿望，希望继西南联大之后的各高等院校，超过西南联大。希望永远寄托于未来”​​​​

                                                穆森   2017年11月1日 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