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史修志续文脉       

                            ——浅谈杨大辛的文物保护情结

                               文/穆森

出生于1925年的杨大辛先生，是津门文史学界的耆宿。从1942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火灶上》到2015年出版自选集《津门古今杂谭》，天津之于他而言，不仅是生于斯，长于斯，更是笔下创作的源泉和心中守望的家园。如今，大辛先生虽已封笔闲居，但读他以往的文字仍能感受到拳拳之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

                              一

从发表作品上看，大辛先生最活跃的时期集中在1942年至1949年（前期），1978年至2008年（后期）。前期主要是文学、木刻等文艺创作，身份为报刊编辑，书店经理；后期主要是编史修志，身份为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巡视员，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以离休前职务为准）。

 1996年4月，北京首次召开“华北沦陷区文学暨专著《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学术座谈会”，大辛先生以四十年代沦陷区老作家代表应邀与会。2015年9月，天津市文史研究馆与天津美术学院又共同举办的“铁蹄下的青春——杨大辛与1943年京津木刻展”。自此，杨大辛前期的成就开始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作家杨大辛（笔名杨鲍）所创作的小说，多以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生活，揭露社会阴暗面为题材。正如《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一书中所评价，作者在生活积累和文学技巧上虽尚不成熟，但“坚持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的意图，还是十分明显的。”此外，作为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的追随者，杨大辛的木刻作品遵循着“大众革命的武器”之宗旨，这与他的文学作品所关注的视角又是一致的。

 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所限，尚不足以全面论述评价大辛先生前期作品。以上简单的介绍，其目的在于尝试追溯出杨大辛后期作品中文物保护情结的形成源流。在笔者看来，这二者在精神上是共通的。

         二

1978年6月，杨大辛被分配到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开始主持文史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他一方面大力整理发掘“文革”前的近千万字的史料库存，另一方面又积极抢救征集新的“三亲”（新历、亲见、亲闻）史料。在此期间，天津文史资料于1981年在全国率先公开发行，一系列由大辛先生主编的文史资料选辑和专集陆续面世，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如何看待文史资料的价值，这既是编史修志的成果，也是对《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国家明令保护的文物类型之一“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的抢救。事实证明，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在文物普查认定工作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全国政协系统陆续建立文史馆，文史资料的文物价值势必会得到更多的认可和利用。

杨大辛的文物保护情结绝不仅限于对文史资料的整理研究，更多更深更集中的体现当在他的个人文章中。大辛先生在刚刚出版的《津门古今杂谭》自序中这样写道：“余于本职工作之余，应报刊编辑之邀，不时写点闲杂文章，说古道今，感世抒怀，持续多年而乐此不疲。集腋成裘，曾先后结集《津沽絮语》、《津门往事杂录》、《沽水余沫》与《乡情漫笔》诸册，约七八十万言。”

纵观这些文章，写史则言之有物，有理有据，绝不一味抄袭旧报稗闻；议论则观点鲜明，高屋建瓴，绝不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这是一位老学人对津沽文化的挚爱，多有言他人不敢言、不能言之真知灼见，是严谨的治学之道和鲜明的个人情怀之体现。

    三

 研究杨大辛的个人情怀，岂能忽略他独特的文物保护情结。据不完全统计，大辛先生的文章涉及文保言论的有两类，独立成篇者，如《为后人留住历史风貌》（1986年3月）、《历史文化名城的忧思》（1996年12月）、《文化品位与文物保护》（2002年2月）、《读天津文物地图册有感》（2002年4月）、《名人故居的困惑》（2002年6月）等；由历史谈到文保者，如《一个富于历史情趣的设想》（1985年1月）、《老城谈往》（1995年3月）、《深化地名的文化内涵》（1996年3月）、《吕祖堂的历史机遇》（2006年8月）等。

 大辛先生密切关注文保的这二十年，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大拆大建最严重的二十年。2009年笔者在《中国文物报》上撰文总结，天津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消失了一座城（天津卫故城），破坏了十余条历史街区和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7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近400处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在这二十年里，天津也涌现出一批学者，他们并非是文博从业人员，面对文物遭到破坏，却敢于仗义执言，身体力行。作家出身的冯骥才如今已成为国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李世瑜、杨大辛、张仲对文物保护的关注和研究之深，形成了津沽文史学界的文保之声。

若把大辛先生的相关论述置于天津文物保护的大视角之下，则会发现两大特点，即准确性和前瞻性。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概念始于1982年颁布实施的《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则是到了2008年才出台。天津是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在1985年大辛先生就在《一个富于历史情趣的设想》中提出天津应借鉴西方国家设立“保护区”的整体保护理念，“可否把天后宫及宫北、宫南大街划为‘文物保护区’而恢复其历史风貌呢？”这一设想与后来我国法定的“历史文化街区”的含义是基本一致的。文章发表的同年，市政府决定将宫北、宫南大街改建为古文化街，天后宫得以妥善保护。如今，这里已正式列为历史文化街区，纳入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大辛先生另一篇关于历史文化名城认识的文章《历史文化名城的忧思》，发表于天津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第十个年头。他在文中直言：“在天津人心目中，历史文化名城的意识似乎不那么明朗” “究其原因，主要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不清楚，总觉得唯有庙塔殿阁之类的古建筑才称得上是历史文化，在理解上偏于狭隘。所谓人文景观，是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乃至民俗、民风等社会形态的外在表现，具有审美品位的景观建筑，并无古今之别。”此论已涉及到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认识，绝非一般史志人能把握的。这与文物学界所一再强调的，历史文化需要传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立足于整体，唯有开放才能延续城市文脉，如出一辙！

该文还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分析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所面临的问题。“由于天津是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因为长期以来形成一种重商轻文的倾向，文物保护观念淡薄。”“文物保护观念的淡薄，导致许多人文景观的废圮。”笔锋直指在城市建设高潮中，“特别是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房地产开发商财大气粗，一言九鼎。”更加可贵的是，文章进一步提出可借鉴上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经验。这样条理清晰，专业精准，且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文章，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近几年，包括天津在内的很多地方都在开展名人故居的认定和保护工作，名城与名人故居的关系，重物还是重人，时常被拿出来热议。对此问题，大辛先生在十多年前的《名人故居的困惑》中就曾指出：“名城—名人—故居，三者形成链接”“试问，作为名人的故居就是人文概念，还是建筑概念？可能二者兼备，但故居的内涵应该主要体现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寥寥数语，切中要害。文物与建筑，后者是载体，但不能喧宾夺主，本末倒置。正如我国著名文物学家，《文物保护法》的主持起草者谢辰生先生曾举的一个例子，瞎子阿炳生前过的是乞丐般的生活，他的故居十分简陋，但不能因为地方破旧而抹杀其历史价值。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大辛先生的文物保护论述已远远超出一般文史学者的专业范畴和视野。从国际理念到国内文保情况，他皆了然于胸。这种大视野与大情怀，是知识的厚度，更多的是责任的高度。

                                                            2016年1月 于津门清真水邨

注：本文为“天津市艺术史学第九届年会”书面发言，将载入《学会年会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