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朋友给我打电话，通常先会问一句：“在天津吗？”天津人守家乐业，知足常乐，不喜远游，我亦如此。这十余年，从书生变成文保人，被迫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不怕听南腔北调，就怕闻对天津的不公之言。但在外听多了，在家见多了，想得也就难免多了。对天津最大不公，到底是外界不懂，还是我们不为呢？

欲知一座城市，经济代表着今天，文化决定着未来。很多人都在感慨，在天津想做点文化事简直举步维艰。对此，周汝昌先生晚年曾语重心长地言道：“作为一个天津人，我斗胆建议，应该把文化气氛进一步宣扬起来……一个世界知名的天津市，过去不要讲，今天的你看看那个形势，世界皆知。主要看什么呢？要看看天津文化方方面面的面貌、气氛。我盼望天津所有的同志想想这个问题，一定要把文化放在突出位置，这是当务之急。我是一片对故乡的赤子之心，我盼望着。我已经很衰老了，我能够看到故乡的繁荣进步，是三生之大幸。”

艰难是一种积累，人只有在逆境中才知进取，这或许正是天津出人才却留不住人的原因之一。真正的地方文化研究者不能是地方主义者。不能以“爱”之名义陷入狭隘的视野，更要警惕以此煽动民粹情绪。若如此，表面上是对文化和历史的自豪，但骨子里还是彻头彻尾的自卑。以如数家珍的曾经辉煌为资本，自说自话，对外充满不屑，对内张三瞧不起李四，李四骂张三，只能让外界看不起这个群体，损人亦不会利己。

文化不是众口一词的口号标语，更不是靠打造工程式的做大做强，而是要润物细无声地做细做精。不能总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定位自己，生长在影子中的文化是没有原创力的，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有人提出：“五千年看西安，一千年看北京”，我们就跟着喊“近代百年看天津”。这话没有错，但天津绝非只有近代百年。2009年，我与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天津论坛之名家讲堂。期间，考古学家陈雍先生在题为“考古的天津”的讲座中，开宗明义：天津有一万年以上的人文史，一千余年的城市史，一百余年的近代史，不可移动文物的年代序列完整，从距今万年以上的旧石器到距今百年的近现代文物，真实地记录了天津地区人类从山地向海洋不断拓展生产生活空间的历史过程，记录了天津城市发展的空间演变过程及城市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

如今，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外界对天津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主持或参与的关于天津题材的，就有三部书稿、一部电视剧本、一部话剧本，合作单位皆非天津，而且大部分是人家主动关注天津，找我寻求合作。个人何德何能？没有天津这个金字招牌，任你三头六臂亦难为无米之炊,唯有诚惶诚恐。可见，天津绝非孤芳自赏，即使是在外界的渴求下，我们终究也要走出去的。

我想，天津要走出去，是靠文化形象，不能仅仅是“哏儿都”和狗不理，关键是要做自己。一会把三岔河口打造“天津的朝天门”，一会又打造成“东方的波士顿”，是走出去吗？天津的三岔河口为何要变成别人的克隆品呢？此前，与红桥区长座谈时，我就有针对此建议：要明白这里是天津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要强调文化原创力，已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节点，未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话题还回到“近代百年看天津”上来。近代百年荣辱所缔造的文化原创力，是建立在那一代文化人站在天津看世界的豪情之上的。严复、梁启超、李叔同、张伯苓、梅贻琦，他们都是站在天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天津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我们这一代天津文化人要做“海燕”，不要把天津视为“自留地”！

                                   穆森  回津途中几句牢骚

                                        2014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