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卡生活》：当初如何会投入到建筑遗产保护的事业中来的？又怎么会成立

“天津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这样一个组织？如今有多少成员了？

    穆森：从1999年到2004年是天津解放后，人为破坏历史城区、街区及建筑最严重的

时候，一座六百年的老城“天津卫”及其周边的历史人文环境几乎全部倒在以“危改”

为名义的大规模拆迁运动中。当时冯骥才先生在天津振臂疾呼，可惜最后的结果依旧是

非常惨烈的。从此天津这座“古今交融，中西碰撞”的历史文化名城，便只剩下了

“今”（近代建筑）和“西”（小洋楼）。这一切触动了我，让我受了很大的刺激，眼

看着自己熟悉的环境消失了，自己的城市走向了非理性发展，我反复在拷问着自己“我

到底能为这座城市做些什么呢？”其实正是这种历史的机缘让我走入了文物保护事业中

来的。

    2006年在谢辰生先生等文博专家的呼吁下，我国拥有了自己的文化遗产日——每年

六月第二个周末。当时先是有了一个关于建筑遗产保护的网站，大家把所有零碎的东西

都集中到这个网站上。通过网站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

愿者团队应运而生。但团队成员并不是从2006年才开始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上世纪七

十年代就有老先生开始关注并倡导保护老建筑。成立团队之前，大家都经过了苦苦的摸

索阶段。其实这也是历史造就的，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遗产日”，也许就不会有

今天的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

    团队除了我这个召集人和几位朋友之外，其实是很松散的。大家结合自己的爱好，

参与不同工作，如文史、政策法规、拍摄记录、建筑规划等等。开始关注文保的人不是

很多，渐渐的声势比较大了，很多市民都参与进来了。他们的生活轨迹分布在天津市的

各个角落，正好是一个巡查机制，那里有危险，我们得到的信息往往要比职能部门要快

得多，所以我的电话基本处于24小时开机状态。

《金卡生活》：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天津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又是以什么

样的方式运营的呢？对你们来说，与上海、北京或者其他城市相比，天津的建筑遗产保

护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穆森：首先我们不是一个协会，仅仅是一群志愿者组成的团队，管理模式凭借的是

一种高度的自觉性，出自一种对城市发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团队创立至今，我一直坚

持要保持独立的话语权和独立的思考能力，进行依法保护，合法保护，团队的行为准则

为“保护建筑遗产，记录历史变迁；探求地域文化，留住天津记忆；倡导城市美学，推

动公众参与。”所以我们没有接受过任何社会资金，每年所有花销都是自己垫付。实质

上，现在是个人在养活文保，为的是保护独立，不做妥协。更是一种责任吧。

    与上海和北京比起来，天津城市建设显然是慢了一步，所以我们理应吸取更多上海

和北京的经验，尤其是关于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训。然而可惜的是，天津现

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个理念问题，这与上海和北京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举个例子，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已经实施一周年多了，天津到现在也没拿出具体的

贯彻“整体保护”理念的措施。所以才导致了，近期我们发起的“保护天津五大道历史

文化街区的紧急呼吁”，全国主流媒体及权威专家都在关注。而上海和北京，其实在条

例实施前，就已经开始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金卡生活》：在获得了“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杰出贡献奖之后，您和您的团队逐步为大众熟知。有媒体说，在很多人眼中你俨然成为了天津建筑遗产保护的民间代言人。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穆森：去年，我们团队获得了“首届薪火相传——2008年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贡献奖”，今年我本人又获得了“第二届薪火相传——2009年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奖”，连续两年，一个团体奖，一个个人奖都颁给了我们，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鞭策。

    我觉得，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才应该是“天津建筑遗产保护的民间代言人”。我个人只是从中进行一些协调和组织工作，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都能成为我们城市文保的代言人，因为我们保护的这些建筑遗产，本身就是属于公共利益的，属于历史的，更属于子孙后代的。就像团队长期以来向社会宣传的文保理念一样“政府主导、专家咨询、全民参与”（文博界称之为“天津模式”）。

    《金卡生活》：5月底的时候，您以中国唯一民间文保志愿者代表的身份应邀参加“中法城市更新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圆桌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你们的工作是否有一些启示？

    穆森：不止是参加这次会议，最近国务院新闻办要拍摄一档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其中有一集便是说志愿者，很荣幸他们又找到了我及团队。以上种种荣幸，其实印证了一个道理，即我们所走的路线及提倡的文保理念都是正确的，与国家的文保政策方针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也就得了国家的重视与鼓励。比如这次参加中法圆桌会议，我就再次印证了我们在天津一直坚持的“政府主导”理念是与国家提倡的文保理念高度一致的，天津前段时间所谓的“政府引导”理念才是错误的。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今后所要探索的道路，合法保护，依法保护，多补台，少拆台，时时刻刻与国家方针政策相统一，积极推动我们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程度。

    《金卡生活》：老建筑的保护，不只是说阻止拆迁，保留下原先的建筑就结束了。之后对待这些老建筑，阮老师提到要合理利用，专业出身的他们会给出一些规划。那么，对于非专业出身的你们来说，保护那些老建筑通常是做到哪一步？

    穆森：其实我们现在保护老建筑分为三个步骤：呼吁、依法保护和如何保护。前两者应该说志愿者理应做的，后者更像是政府及专家学者的事情，可惜我们现在也在“越位”的做。除了团队有专门的建筑规划专业的人士外，我们还聘请了全国十余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团队出谋划策，随意义务为政府及各个机关提供专业咨询。这些专家顾问里面，包括谢辰生、罗哲文、阮仪三、张文彬、陈志华等权威学者。

    最近，我们在天津即将拆迁的老城区“铃铛阁”中发现了中国甲骨学的确认地马家店，然后我们便提出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即和博物馆搞专题甲骨展、开甲骨学110周年探讨会以提升天津城市文化底蕴，建甲骨纪念馆以带动周边旅游文化经济等等。在保护盛锡福总店大楼时，我们也根据天津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保护文物与发展老字号根本在于给予老字号足够发展空间及城市新街区文化定位等问题。

   《金卡生活》：老建筑的存在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很多人看来是对立的，对此，你怎么看？

    穆森：对立是短期表象，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各级政府过于强调了，甚至夸大了这种矛盾。目前中国各大城市的城市化率普遍在60%上下，而根据国际城市化研究和发达国家城市化实践表明，城市化率进入30%至70%之间时应该是一个加速发展期。加速发展期表现为，城市化率每年以一个百分点或更多比率地增长。增长一个百分点则面临一千多万农民将涌进城市。无形中，对于住房、就业的需求都大大增加，这也是城市建设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在这一时期，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以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的突发。否则势必影响城市化率的正常增长，促发诸多不必要的社会矛盾和危机的频发。从这个角度看，保护文化遗产，其实是与城市化率发展一荣俱荣的。这也就是我们提出“政府主导”的科学依据。

   《金卡生活》：最近的保护重点是什么？

    穆森：最近的精力主要在保护天津劝业场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文化名镇天津杨柳青镇上。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是一个该如何“整体保护”的问题，也就是上面我所说的天津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理念问题，尚未与国家接轨。天津要大发展，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恐怕就很难做到真正的和谐。

                       (2009年《金卡生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