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难舍天津情缘

    ——为于是之先生送行 

   
    2013年1月20日，于是之先生走了！提起是之先生，大家马上就会想起话剧，想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想起一个个经典的人物形象。而此时，中国话剧已走过一百零五个年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刚刚过完六十岁生日。

热爱是之先生的人们知道，这些年，他的病，折磨着他，让他无法再回到舞台，甚至无法言语。在这个拒绝大师的年代，说于是之是中国话剧的一代宗师，我想除了是之先生本人绝不敢认之外，业内外不会再有任何质疑。虽然他已不得不离开他所挚爱的舞台二十年，但他的存在依旧可以照亮话剧。时至今日，多少代演员还在舞台上不断的模仿着他，以自己的方式朝拜着他！今天他也走了，对于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如果真有来世，他一定还会是一个伟大的演员，因为他今生才未尽，愿未遂。但对于中国话剧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因为于是之与他的前辈们终生所为之奋斗的中国话剧体系尚未建成。今天，为大师送行，最好的方式就是回溯他们所走过的路，继承他们，继续走下去。

谈到这条路，就不能不提一座城市，那就是天津。

于是之先生，原籍天津。对这个籍贯上的家如何看，是之先生生前没有留下详细论述，所以我们也不必去特意夸大、拔高。在已有的资料中，能把他与天津再次产生深刻联系的，是他的舅舅，号称话剧皇帝的石挥。

石挥(1915--1957)，原名石毓涛，天津人，"津门八大家"之一石家第二门正廉堂后代,生于杨柳青，不久随父母迁居北京。1937年到上海后，先后参加了中国旅行剧团、上海剧艺社、上海职业剧团、苦干剧团、中国演剧社等演出团体，演出过《家》、《大雷雨》等十多部重要剧目。还写过话剧剧本《云南起义》，导演过《福尔摩斯》等话剧。无论正面、反面、青年、老年、喜剧、悲剧，各种角色他都能驾驭自如，特别是他饰演的《正气歌》中的文天祥，《大马戏团》中的慕蓉天锡，《秋海棠》中的秋海棠，成为时代经典。1942年石挥被报刊与观众舆论评为“话剧皇帝”。同时进入电影界，第一部影片是在金星影片公司拍摄的《乱世风光》中任主要角色。1947年到1951年石挥在文华影片公司工作。主演了12部影片，导演了3部影片，《我这一辈子》是他根据老舍的原著自编、自导、自演的优秀作品，此片曾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

据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苏民先生回忆，于是之上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业余剧团演戏。这和石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1943年左右，石挥的“苦干剧团”有一次到北京来演出，两部戏，一出叫《秋海棠》，一出叫《大马戏团》。于是之从石挥那儿得到了《大马戏团》的剧本，就扮演石挥扮演的角色——慕容天锡。他完全学石挥的表演，不只是形象像，还有神态、语气，可以说他是从这儿开的窍，唤醒了自己身上的一些能力。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石挥和于是之两代人的成功归功于天津。这既罔顾了事实，又矮化了天津。正确的视角，应该是把天津放入中国话剧百余年的发展史中。笔者认为，中国话剧史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艰辛探索，即拉开序幕——话剧中国化——话剧民族化，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中国话剧艺术体系。而开创这三个历史阶段的人及代表人物，或是天津人，或和天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学界公认，中国话剧的开端始于春柳社。1906年，在日本留学学习美术的李叔同、曾孝谷、吴我尊等人，成立了学生文艺团体——春柳社。翌年（1907年），在李叔同的组织负责下，在东京上演了法国名剧《茶花女》第三幕，并由李叔同扮演女主角。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之后又排演了《黑奴吁天录》。欧阳予倩、陆镜若等我国话剧史的早期代表人物，正是受此影响，才加入春柳社，开始从事话剧艺术的。李叔同何许人也，自不用我多做介绍。他生于天津，成长于天津，家永远在天津，可惜这个家在2005年在天津海河开发的热潮中被拆毁了。纵使如此，说李叔同是天津人，是中国话剧的开创者，应不为过。

春柳社中人回国后，也把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带回国内，当时大家称之为“文明戏”或“新戏”。一阵绚丽后，这种“文明戏”由于缺乏好的作品，艺术性难以提高，流于形式，不能与本土戏剧相结合等等问题，渐渐走向了没落。直到另一位天津人曹禺的出现，《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蜕变》这样的作品才让中国有了能让世界承认的作品。尤其是《雷雨》和《日出》的故事，很大程度上都是取材于天津。对于这种探索，曹禺先生曾明确的说，自己那时候的几部作品，是充分汲取了民族文学和艺术传统才能啃动话剧这块“洋骨头”的。从此，话剧开始走向中国化。

水土不服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就要面临如何深入植根于中国。几乎与中国化同时的，是话剧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成熟之作是《茶馆》。《茶馆》的作者是老舍，但赋予《茶馆》经久不衰的舞台生命的却是焦菊隐。焦菊隐一生坚持民族化探索，他的艺术实践，赋予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生命，培养了于是之、蓝天野、郑榕、英若诚等新中国第一代话剧艺术家。在中国话剧史上，焦菊隐成了公认的一代宗师，而他也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焦家祖上曾经显赫一时,其高祖焦有霖在清道光年间做过都御史，曾祖焦祐瀛，是咸丰时期的军机大臣、御史，咸丰临终时委以重任的八位顾命大臣之一。焦菊隐出生时，家道已中落。他在天津直隶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就读期间，就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一个新剧社，这是焦菊隐从事戏剧活动的开始。

与焦菊隐同时代的还有一位话剧史上的巨人黄佐临，中国话剧素有“南焦北黄”之称。黄佐临也是天津人，他在天津南开大学授课期间，就开始了戏剧探索，并在新学书院指导莎翁的名剧。佐临先生在英国留学期间，师从戏剧大师萧伯纳，是最早接受西方戏剧理念的专业人士之一。解放后长期生活在上海，一手缔造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中国话剧史上，在借鉴西方戏剧理论和国际视野方面，无人与黄佐临相提并论。他对中国戏剧理论视野的开拓性和建树，赢得了国际戏剧界的广泛尊重。而佐临先生生前，在表演方面最为推崇两人:一个是解放前的石挥，另一个就是于是之。凑巧的是，黄佐临、石挥、于是之，都是天津人。

提到传播西方戏剧理念，推动话剧中国化时，还有一位大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南开中学的张彭春先生（张伯苓之弟）。他比黄佐临更早的留学美国，潜心研究戏剧理论和实践，回国后，在南开中学亲自指导同学们从事话剧创作和演出。周恩来总理、曹禺、黄宗江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话剧演出。上世纪三十年代，梅兰芳访美和访苏期间，张彭春作为艺术指导随行。为搭建中西方戏剧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个名单还远没有结束，仅就北京人艺而言，四大名导除了焦菊隐先生，还包括夏淳、梅阡和欧阳山尊。其中梅阡又是天津人，其出身津门望族梅家。同族堂兄梅熹也是著名的话剧和电影表演艺术家。夏淳原名查强麟，是北京人，但却是天津水西庄查氏的后人。近些年，其子著名电影导演夏钢多次来津寻故。演员中，郑榕是天津人，其19岁前一直寄居在伯父郑士琦在天津的宅邸中（郑士琦旧居是不可移动文物，于2008年被非法拆除。笔者曾为保护此宅奔走。）英若诚的祖父是天津《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英若诚本人也是天津圣路易教会中学毕业，并开始戏剧生涯的。如此可见，老版《茶馆》中有着多少天津人。后来《茶馆》被拍成电影，而我国著名话剧、电影艺术家谢添更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如何看待天津与中国话剧的关系是个大命题。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话剧历史不能没有天津。但也必须承认，这些天津籍的话剧大师，他们虽然从天津起步，但他们艺术的高峰期都不在天津。这些人成名后，也很少愿意回到天津。曹禺先生晚年亦曾直言，自己的成长离不开天津，但自己却不喜欢天津。这就是事实，无需妄自菲薄，更不能自吹自擂。笔者的观点是，这些从天津走出去的大师、大家们，是天津的骄傲。同时，天津也应以此为反思，不能走入地方主义的狭隘视野，要警惕以此煽动民粹情绪。若如此，表面上是对文化和历史的自豪，但骨子里还是彻头彻尾的自卑。因为，视野、环境和人才是三位一体的。

所以，本文的结尾，我更愿意回归到中国话剧艺术体系的话题上来。历史告诉我们，几代人百余年对中国话剧艺术体系建设的探索和坚持不能丢，中国话剧必须具有大框架、大视野，必须坚持民族化审美倾向，必须坚持现实主义为主创作方法。

                                                  穆森  2013年1月23日

                                                     于津门清真水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