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世界新闻报·鉴赏中国》 （2010年3月23日） 署笔名               

王家大院民国建筑外墙

   “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读gao）”。位于天津红桥区南部的铃铛阁地区，在天津老城厢西马路迤西，子牙河（南运河）迤南，从明朝初年延续至今。现在，拆字写满了胡同里的每面墙，津门望族王氏家族聚居的王家大院也在拆迁之列。

　　3月12日，正在申请文物认定的王家大院遭强拆，二盛号胡同2号部分历史建筑和丁字胡同7号院被拆毁。王家大院真的“拆”不足惜吗？为什么有众多专家呼吁保留这座破败的杂院呢？

　　浙江移民扎根天津500年

　　2月25日，在北京文博大厦召开的“马家店遗址保护座谈”上，当听到与马家店遗址毗邻的王家大院情况介绍时，老专家们都兴奋起来。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徐苹芳说，“这是一座有别于福建土楼、山西乔家大院和北京四合院的民居形式，有很高的社会学价值，是研究社会家庭结构史的新材料。一定要保护好！”

　　王家大院坐落在铃铛阁地区北部，包括15个院落和近60间平房，东南西北四面分别是魏家胡同、二盛号胡同、丁字胡同和芥园道（原铃铛阁大街）。整个建筑群与周邻建筑分隔清楚、相对独立。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陈雍从2007年起开始关注王家大院。2009年，他结合出土碑文和地方文献，采访王氏后人，反复实地勘察，完成了一份30多页的《王家大院调查报告》。

　　陈雍介绍说，《天津县新志》记载，王氏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明初北迁天津，至光绪年间，已成为津门巨族。王氏后人至今藏有祖传的“浙绍山阴是旧家”的印章。

　　据王家后人口述，王家祖上明初时随燕王朱棣伐北，因有军功，“燕王赐地五十亩”。王家从此在天津扎根，后开厂、办漕运，家业日隆。

　　入清以后，王氏祖先隐而不仕，清中期以后出来做官。王家后人说，王家家谱中的辈分排字从“国、廷、文、恩、世、大、恒、昌”以下共40字，“国”字辈以上尚有祖辈20个字。“文”字辈后，家族渐渐显赫。自王廷钊“老九爷”始，“文”字辈五名兄弟各立一门，各门家谱由各门分管。文革时，家谱和牌位均已烧毁。传至现今的“昌”字辈，王家已近28代，约500多年。 
    “非”字格局百年不变

　　“王家大院的结构布局像一根鱼刺。”陈雍介绍说，王家大院整个建筑群被中央通道分为东西两部分，各院落依中央通道有序布列，原来的院门都朝向中央通道，整体上构成“非”字形格局。“这跟北京四合院和天津民居都不一样。”

　　陈雍请王恒延和王昌煊两位王家后人分别画出大院居住示意图，结果发现，王家大院内部的5个父系大家庭，依祠堂定位，按昭穆（昭穆是我国古代对宗庙、墓地或神主的辈次排列）关系确定各家庭及其内部的居住布局。

　　铃铛阁5号的王氏家族祠堂位于整个建筑群西北部。王氏族人大都将王家大院称作祠堂院，又称福箴堂。祠堂西院内原有“福箴堂”匾，院内建筑构件上也有“福箴堂”字样。王姓族人都认为祠堂院最为尊贵。

　　王氏家祠建于何时呢？据《天津县新志》记载：道光年间，王文运（字叔开，号焕章）曾任候选知府。其母汪氏病重，王文运断左手无名指，和药让母亲服下，母病愈。后来汪氏死于其他疾病，王文运结庐三年，“置新茔，建家祠，购祭田三十余顷”。另据该书《王公叔开孝行传》：“辛丑勘新茔，建宗祠”记载，可知王氏家祠修建于清道光辛丑年，即公元1841年。

　　王氏族群以祠堂为中心，大院内居住“嫡系五门”，其他王姓族人依血缘关系远近围绕大院居住，就像石子投入水中产生的同心圆波纹，一圈圈向外散去，越近越深，越远越浅。“这是宗族关系在居住方式上的反映。”

　　排除后来修建的干扰，王家大院现存原建筑的年代为清代至民国时期。建筑年代较晚，但大院的“非”字格局一直未变。这种布局结构不仅满足了王氏家族由浙徙津后聚居的需求，也成为今天认识王家大院真实性与完整性的重要历史依据。

    老宅迟迟得不到认定

　　据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召集人穆森介绍，此前有居民曾上书国家文物局，要求对王家大院进行文物普查。国家文物局也将信件转给天津市文物局，但市局的答复是不符合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标准。

　　2009年10月1日，《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王昌煊和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向红桥区文化旅游局提交了文物认定申请书，希望王家大院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这是全国首例文物认定申请。

　　但是，“从去年10月到现在，文物部门对王家大院的认定申请一直不予回复，拆迁还在继续，志愿者有时会直接找拆迁指挥部，恳求他们再缓一缓。”穆森说。

　　“王家大院是天津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建筑，它记录了农业文明社会的差序格局，在当今中国城市中是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难道还不值得保护吗？”陈雍说。

　　对于如何看待这类民居的价值，著名的乡土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这样说道：“中国2000年农业文明的基础是家族聚居，它培育了这个社会，以血液和精气滋养着辉煌的文化。没有民众史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现在的大都市中，这种传承有序、至今依然香火延续的家族老宅万一不存。再不保护，这种曾最典型的中国社会细胞会彻底消失在我们这辈人手中。” 

             
                                   王家后人在祖屋前合影
    

新闻延伸：王家石碑四散拆迁现场

　　2008年3月8日，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在铃铛阁地区进行文化遗产调查时，王昌煊带着志愿者走进了王家大院。他告诉志愿者，当年祠堂后殿东西走廊墙中，曾镶嵌着王家先人供奉的众多石碑，王昌煊亲眼看到过一通石碑上有“燕王赐地五十亩”的文字。1976年地震后修房时，石碑多埋于各处老宅地下。

　　正当王昌煊带着志愿者们进行考察时，突然传来消息，王家祠堂的一名住户装修，工人从墙上起出一块石碑。经王昌煊指认，这通碑是福箴堂原物无疑。

　　团队成员用手一点点将泥抹开，一行行清晰的字体显露出来。这通石碑名为《旌表节孝外祖母王母焦太安人碑记》，碑的末款署“大清道光癸卯年五月，福箴堂王文通、希舜、文运、文达立”。大家都异常兴奋，因为石碑解开了心中的几点悬疑：

　　一是此碑可证实王家祠堂正式名称确为福箴堂；二是福箴堂的建造年代，依照石碑记述起码可推到清代道光年间（1843年前）；三是该碑与《吕祖堂重修碑记》末款所署四人完全相同。吕祖堂碑立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是天津市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证明在道光年间王氏家族在天津声望是相当高的。

　　目前，此碑已被天津市红桥区文物部门收藏，成为佐证王家大院的重要证据。穆森说，“志愿者在王家大院已发现的石碑还有很多，基本与王昌煊所述一致。这些石碑大部分仍荒弃在拆迁现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