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没有话语权，谈何国际性？ 

似乎无论什么事物，但凡加上了“国际”标签，身价就会陡然而升。所以，近些年中国电影在全面复苏后，便出现了一种“出口转内销”式的火红。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召开，无疑让国内很多望眼欲穿者，看到一丝走向国际康庄大道的希望。

中国电影是否已经走向国际，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信息化时代，电影已然成为大众传媒的一种，无论是中国电影，还是他国电影，在这种属性的支配下，必然具有广泛传播的义务。真正的差别，也许仅存在于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上。据广电总局的介绍，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百亿，我国在境外举办了１００次中国电影展，展映国产影片５７８部次。全年累计６３部次影片在２５个电影节上获得８９个奖项，《团圆》《观音山》《钢的琴》等影片都在国际Ａ类电影节获得重要奖项。有４７部国产影片销往６１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达３５．１７亿元人民币。除版权预售、音像、新媒体分销等方式外，中国电影企业开始借助资本运作进入国际电影市场。

不容否认，中国电影的复苏比想象的要来得快，但我们亦万万不能被数字所迷惑。数字背后的事实是，中国电影票房之所以能创造百亿神话，很大程度上是由庞大的观众群和高额的电影票价造成的。曾有学者做过这样的统计，在美国，一张电影票相当于居民人均月收入的1/400，中国则相当于人均月收入的1/20，是美国的20倍。中国潜在的电影观众群是十分庞大的，相比之下美国更是望尘莫及。此外，中国加入世贸后，每年引进外国大片在20部左右。在2010年的百亿票房中，国产片17部票房过亿，进口片10部过亿，而中国当年的电影产量却是526部，全年票房排名前六中第一、第三、第四、第五依旧被外国大片占据。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是中国电影走向了国际，不如说是国际电影正在走向中国。

在这种不平衡下，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命题，便越发显得沉重和庄严，自然也就无法避免的被加上了许多附加值。近期，我看到了一篇题为《电影走向世界要有“国际性”》的文章，里面对国际性的阐述是：“最近几届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冲击奖项都告失败，包括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姜文等大导演的作品。为什么他们的影片在国内票房和口碑都不错，一到国际上就无人喝彩呢？据一些著名国际电影人评说，不是影片质量有问题，而是‘华语电影水土不服，文化历史背景难倒外国观众’，就是说是外国观众搞不清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看不懂电影，自然谈不上获奖了。”这种观点不可谓不典型，但我认为却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中国电影走向国际，不等同于中国电影趋向国际。我们当前要做的，首先是提升质量，目的是拥有国际影坛的话语权。其实所谓电影的国际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文化的话语权。这个文化的主语和主人是中国和中国人，是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而不是形似神离的。文化领域的国际性，不能理解成一种单向的靠拢，而是一种多向多维的碰撞和融合。没有碰撞，就没有融合，没有融合，就没有国际性。我们要扬什么，弃什么，是在碰撞与融合中实现的，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而统一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否则，作为弱势的一方，是没有任何主动权的，最终结果就是通过削足适履趋同于国际。

我赞同《电影走向世界要有“国际性”》一文中：“我们的导演应该将镜头对准一些人类共通的东西，比如爱恨情仇、邪恶与正义等等，这样，故事和文化元素才能够为外国观众所接受”的观点。然而，我觉得当前世界影坛，除了极少个别案例之外，更多的电影主题都逃不开“爱恨情仇”“邪恶与正义”等人类共通的主题。《唐山大地震》、《赵氏孤儿》、《山楂树之恋》、《让子弹飞》等电影，哪一个不是表现的“爱恨情仇”、“正义与邪恶”？至于历史背景和表达方式的问题，恰恰是民族文化的特色，不能草率予以否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相同的，任何一个故事都要一定的历史背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这种历史背景是构成影片“规定情境”的首要条件。就如同样是表达“爱恨情仇”的爱情故事，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采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表达方式，没有这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就不会产生“化蝶”的艺术境界。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小故事：1954年zhouzongli带领新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日内瓦会议。会议期间，zongli部署要举办一次“中国电影招待会”，选中的影片就是根据越剧编拍的彩色戏剧片《梁祝》。当时工作人员怕外国人看不懂这个故事，更加听不懂中国戏曲艺术，于是就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词写成十几页的说明书，准备翻译成英文发给外国记者，并将片名译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但zhouzongli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做个三分钟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一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做其他解释。”如此，放映过程中，全场肃静，演到“哭坟”、“化蝶”时，还传出啜泣声。影片结束，当灯光亮起时，全场观众还如醉如痴，沉静了一分钟后，突然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话剧《茶馆》已成为世界戏剧的经典。同样，西方的交响乐、芭蕾舞所表现的历史背景和艺术表达方式，都不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但其依旧是最具有国际性的艺术。相反，很多时候，我们正是由于欣赏他国的文学艺术，才通晓了他们的历史和民族文化。

  电影是具有输出价值观作用的，这点没有必要回避。美国的好莱坞电影，称霸全球电影的同时，也把美国精神和美国价值观输入到了世界各地。欧洲的国际电影节，很少把奖项颁给好莱坞的美式大片，难道说美式大片就不具国际性了吗？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一个窗口，也为中国电影增加了一些国际话语权，但我们更要清醒的认识到，在国际影坛中这个小窗口远远无法代表中国文化和中国13亿观众。我们在国际影坛是几乎没有大多话语权的，中国影片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视为“猎奇”品，即使在亚洲影坛，大陆电影的话语权也未必比香港电影更强势。

在没有获得与文化相应话语权时，奢谈国际性显得很苍白。普世价值观不能作为削弱文化特色的理由，只有允许各种文化平等发展，世界才能具有真正的普世价值观。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文化要保持多元性，须要一种文化自觉的力量。上世纪末，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针对全球化和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就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论。我想，这同样也是摆在广大电影从业者面前的严峻考验。

                                             穆森  2011年7月8日于津门清真水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