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瑜先生在文化遗产领域的贡献

        穆 森

     （在“李世瑜先生逝世百日纪念会”上的主题发言）
                                   （摄影/鲍天罡）

各位专家学者：

众所周知，李世瑜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历史学家。从1940年起，他以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民间秘密宗教及结社，并旁及人类学范畴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方言学、方志学、文献学等，在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同时李世瑜先生也是我们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的顾问，去年我们联合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天津市语言学会成功举办了“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并专门印行了《天津记忆•穿月斋社会历史学辑稿》、《天津记忆·瞻望穿月斋——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纪念集》，为召开这次纪念会我们又编辑了《天津记忆·追念穿月斋——李世瑜先生逝世百日纪念集》，期间还有两套专题藏书票也同时限量问世。

通过与先生晚年密切的交往，除了对其学识和人格十分仰慕外，我越发感到他的学术思想和成就与我们所从事的文化遗产保护有着直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十分遗憾的是，在先生生前未能就此与其进行深入探讨，所以我愿借此纪念会的机会，将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提出，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李世瑜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成果几乎都被纳入了文化遗产范畴

近些年来，文化遗产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热点话题，政府、专家和公众都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是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演进，以文化自觉的方式，并通过长期社会实践和学术界的提炼之后，最终由国际社会所普遍接纳的。它最早出现于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在1987年的《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实施守则（草案）里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2005年，通过国家文物局和社会各界的多年努力，在以谢辰生先生为首的我国多位权威文物、遗产界专家的呼吁下，终于得到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高度关注，同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通知》中对文化遗产做出了如下的权威界定：“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在通晓了文化遗产的概念后，我们再来看“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上大家所深入探讨的先生在“城市考古”、“天津方言”、“民间宗教”等三个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时，就不难发现其竟无一不属于文化遗产范畴。城市考古属于物质文化遗产，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陈雍在总结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时指出，1957-1962年间，李世瑜先生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渤海湾西岸三道贝壳堤的存在及其与古海岸的密切关系，此后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对贝壳堤的研究逐渐深入：基本搞清渤海湾西岸全新世海进与海退的时间和范围，贝壳堤的数量、分布和年代，提出贝壳堤形成的机理；基本搞清渤海湾西岸古遗址和古墓葬分布情况，探讨了考古遗存的时间、空间分布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总结了万年以来人类活动的规律。

方言是否可以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遗产界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虽然很多省市都把自己的方言纳入非遗，但目前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尚未有方言列入过。但这并不能说，方言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关。首先已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量都是以方言为载体和表现形式的项目，如江苏的昆曲、评弹，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曲艺，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等等。其次“天津方言岛”的创立，除了对研究天津方言自身有突出贡献外，也是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发起人之一罗哲文先生曾指出：“除去古建和文物史迹外，历史文化名城要保护的还包括诗歌、音乐、舞蹈、戏曲、书法、绘画、雕塑、编织、印染、冶炼、商业、工艺以及烹调、风味饮食、衣冠服饰、民俗风情等。”由此可见，李世瑜先生所创立的“天津方言岛”学说无疑会成为天津历史文化名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课题。

李世瑜先生在民间宗教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推进了中国民间宗教宝卷学的建立。“宝卷”是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我国首任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曾将宝卷归属于“民间文学”体系。对此，李世瑜先生提出了“宝卷为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的不同看法。此后，又于上世纪60年代出版了《宝卷宗录》，在国内外学界引起极大震动。今天，宝卷已经成为我国的珍贵古籍文献，被当成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李世瑜先生无疑应是开山鼻祖。

此外，李世瑜先生对民俗、曲艺、戏曲、方志文献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大多成为了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项目，如昆曲已被联合国教科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李世瑜先生所倡导的“社会历史学”将促进遗产学的发展

李世瑜先生在文化遗产领域所做出的贡献，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得益于他独特的方法论。先生在遗作《什么是社会历史学》一文中说道：“社会历史学就是以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学科。通过调查研究，以社会为大课堂，采取多种手段取得资料，不以文本资料为主要依据”。这种重视田野调查，重视实物研究，唯实唯真的方法论，是完全与遗产学想通的。对于遗产学的建立和发展，当前我们从方法论上比较依赖的学科依次是文物学、社会学、地理学和建筑学，国内第一代遗产学家如文物概念的提出者、中国首部文物保护法的起草者谢辰生、将西方遗产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陈志华和推动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第一人侯仁之皆出身以上学科，他们在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都十分注意利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社会研究方式。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创立营造系时，就希望入学的新生应该先系统学习社会学的方法论，然后再通过社会实践来从事建筑遗产研究及保护工作。

李世瑜先生通过70余年的学术研究，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资源，并从方法论上为文化遗产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撑，由于时间限制不便展开论述。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就在今年，文物与博物馆专业首次纳入国家学位教育体系，这标志着遗产学的建立也指日可待了。今天的会议主题是缅怀李世瑜先生，纪念李世瑜先生，更重要的是继承、保护、利用好李世瑜先生所留给我们的丰厚文化遗产，让其在文化遗产及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保护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此，我们研究的还很不够，继承的也很不足。李世瑜先生去世后，我曾写了一篇题为《津门再无世瑜老——悼李世瑜先生》的文章，结尾是这样说的：“世瑜老走了，走得很安静，遗体告别仪式上，巨人的身躯不再魁梧……我想，这种安静是不正常，极不公正的。总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发现李世瑜，认识李世瑜，推崇李世瑜。彼时，世瑜老，您能再回到我身边吗？”今天，我想以这样一句话结束我的发言，世瑜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说，自己累了，该好好歇歇了，我们今天开纪念会的目的不是打扰老人家，而是要呼吁全面继承老人家的学术衣钵，那时，世瑜老将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011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