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按语：从去年底开始，《假日100》和《城市快报》等媒体，便多次找到我们提出要合作搞几期城市文化类的深度报道。在此期间，除了一些选题的合作外，记者还提出要做一版我们的专访或者纪实报道。5月底报道正式在《城市快报》刊出，这也是纯民间文保队伍在天津媒体上的首次亮相（之前只有南方报业等少数外地媒体报道过一些我们的事迹）。

 有着“万国建筑博物馆”称号的天津，一栋栋具有异国建筑特色的小洋楼，成为展现城市鲜活记忆的窗口。没有了小洋楼，天津便没有了“万国建筑博物馆”的殊荣。这一栋栋承载城市记忆的建筑遗产，成为天津六百年文化积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面对日渐变迁的城市、街道，在天津的街头巷尾，活跃着这么一些人，他们常年利用业余时间往来穿梭于城市的各个街区之间，义务致力于天津历史建筑的记录和保护工作。经过他们的努力，数十处古建筑的身份，得以确认，其中很多已经被列入了保护范围。他们用手中的相机、DV，对一些将要消失的历史建筑进行大规模的纪录，为城市历史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他们为什么要义务从事这项工作？其工作的意义又在哪里？其工作的背后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为此，记者走入了他们的内心深处。

本报实习生何方雅

拍记建筑记录城市历史

    老穆先生是这个民间文保团队的召集人，今年5月18日，他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组织队员召开商讨会。他们这些民间文保人士，专门义务从事天津建筑遗产的纪录、保护、研究工作。从06年8月成立至今，这个集体以“保护文化遗产，记录历史变迁”的核心宗旨为行动准绳，走遍了天津市区的每个角落，拍摄照片数万张，活动影像百余小时，撰写专题文字报告约十万字，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肯定和赞扬。今天，团队的成员已经发展到30余人，他们中有离退休的老干部、高级工程师、自由撰稿人、学者、会计、学生等，虽然职业不同，但是相同的爱好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会议内容很简单，就是对之前所做的“拍记”活动进行总结，找出工作中的不足与新思路。“拍记”，意思就是对天津市老建筑及建筑群进行拍照、调查、记录。老穆告诉记者，他们每次“拍记”分工都很明确，有对建筑进行历史考证的、有进行文字整理的、还有对有关单位进行外联工作的，“这样的话，工作效率就高了。”

    在谈话中，记者了解到，他们的“拍记”活动遍布天津古建筑比较集中的老城区周边及法租界、意租界、日租界、德租界等。“不过现在看来，保存得最好的还是英、法、日、意租界。”团队中的文史专家饱蠹鱼略带惋惜地说。

历史建筑只能保住一成

    “对我们古建筑保护人员来说，生活在发展中的城市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用行动留存更多的城市记忆，可我们内心又无比矛盾，如何处理好古建筑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又是需要有所舍弃的。”团队中最年轻的北阙脸上流露出太多的无奈。

    “南市是天津人耳熟能详的地方，那里曾经给天津人留下了太多的记忆。这里的老建筑背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团队的“拍记”活动自然少不了这里，“那里的老建筑越来越少了，在它完全消失之前，我想多为它留些回忆。”

    文保团队的成员们都觉得这里被拆得可惜，他们也试图对拆改工作进行阻挠，“但阻挠必然会影响城市的整体规划，这两者是矛盾的。”

    老穆告诉记者，在他们保护的一些建筑文物中，只有10%是能够保住的。“毕竟城市需要发展，很多老房子孤零零的置身于高楼大厦环抱之中，这很危险。”

守护古建队员轮流“站岗”

    但只要有一点希望，这些人就绝不会放弃。2007年6月，在一次“拍记”活动中，大家发现了荣吉大街20号这个地方。这里是个三层楼的中西合璧日式建筑，最早是日租界的同文俱乐部，始建于1914年。

   “这座宅邸也是日租界为数不多的大型公共建筑了，但现在它只有‘荣吉大街20号’这个名字。它在南市规划中，也是很危险的。”北阙告诉记者。

   “不过现在的情况看，这里可能安全一些了。”团队中最年长的老街先生表现出一脸的喜悦，“一发现这里，我们就立刻上报了有关部门，他们对此也很重视，并多次进行联合现场勘察，希望这里可以被列入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范围吧”

   “其实历史资料这些东西都相对好办，3天就可以敲定，难就难在保护的实施过程。”老穆向记者透露，要想保住一座建筑文物，需要走访很多部门，要是涉拆的，时间可能会更长，2、3个月，不足为奇。“确定一处建筑文物，需要拿出足够的资料，交给该建筑的管辖单位。比如荣吉大街20号，就属于和平区的管辖范围，因此，那些证明材料就要上交到这里。”

    但是，单纯的“上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相关部门的领导还会派工作人员对该建筑进行调查确认，“比如荣吉大街20号属于历史风貌建筑，但并不是文物，如果要公示成文物的话，程序也就繁琐起来了——需要逐级上报，找专家、认定、挂牌，这样时间就无法确定了。”大家对此也很无奈，“在文件上传、下达的过程中，很多事情是不可控的。工作人员刚离开，工人就有可能继续拆房，如此反复地打着游击战。如果工人干活快的话，估计房子已经变土渣儿了。”

    比如，去年底大家就曾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轮流“站岗”，保护一处文物建筑。“照目前的形势来看，这里被拆改的可能性已经极低了。”团队中唯一的女性龙猫，在说这话时表情显得坚定。

资料搜集自己淘出“图书馆”

    能够在3天内搜集到足以证明建筑物价值的资料，在外人看来，这些人完全可以被称为“超人”。但饱蠹鱼却只是一笑置之，“资料不过夜，这是我们的原则。一旦发现线索，马上核查，全凭我们这几年积累的经验和藏书。”

   “档案馆里的资料有的很不完善，而土地和房屋管理的资料又不公开，我们只凭自己了。”他略带神秘地告诉记者，队员们会到各大旧货市场、文物市场、废品回收站、拍卖场“掏”解放前的“大黄页”。可别小瞧这“大黄页”，它会把所有建筑的位置、主人以及主人的身份写得清清楚楚。“不光是这些，只要是跟天津沾边的所有书籍，我们都会买来翻阅的。”

    凭着团队这些年的共同搜集，很多人的家里已经堪称小型“图书馆”了。“专业的文物工作者，都得向我们借资料呢！”老穆自豪地说。

    他们告诉记者，荣吉大街20号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据了解，当时的同文俱乐部是个不折不扣的娱乐场所，内设诗社、台球、餐厅、酒吧、茶馆、烟榻等多种娱乐餐饮设施。往来这里的大都是有钱人，这里也自然成为了他们的交际场所。这幢房子的建造者叫方若，“他可是当时出了名的汉奸，但是他也算是个学识渊博的人。”方若曾在天津日本领事馆创办的《天津日日新闻》当社长兼总编辑，1941年日军接收英租界，改为特别行政公署，方若任代理署长，后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供职。此人喜好诗词，擅长绘画，收藏很多古董石经。日本投降后，方若被捕，但不久便被释放。

    根据《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这里不仅是建了五十年以上的建筑，而且具有时代特色，同时也是著名建造者的代表作品。这些都足以证明这里的价值，而它也对研究天津的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文物流失痛恨文物贩子盗宝

    因为对古建筑的喜爱，这些人也爱屋及乌地爱着所有的文物。

    就在今年的3月，在耶律寒烟的倡议下的一次“拍记”中，大家在铃铛阁西胡同的王家祠堂遇到了王氏的后人。现在的祠堂主人却另有其人，然而这位祠堂的主人却正在对他的房子进行改建。“王先生当时很无奈地对我说了三个字——‘可惜啊’，但他已经不是这个祠堂的主人了，他没有权力阻止别人的拆改行为。”老街对此也很无奈。

    突然，对祠堂进行改建的工人从土里挖出了一通石碑。“ 这方面的专家饱蠹鱼凭着自己的经验，一眼就确认了石碑的价值。刚出土的石碑很脏，他就用水去洗，碑文也逐渐地显露出来。但是由于埋在地下的时间太长，泥土好像粘在上面一样洗不干净。饱蠹鱼就用手去剋，碑文看清楚了，他的手也流血了。”

    看着这些碑文，大家更确信它是文物。大家随即将此发现上报给红桥区文管所，很快便有专家前来鉴定。“这石碑是道光年间的，在场的人听后都很振奋。当然，想收为己有的人也出现了。工人们说这是他们挖出来的，所以归他们；祠堂的主人说石碑是从自己的产权房里挖出来的，所以归自己，大家各执一词，当时的场面混乱极了。不过最终的结果是好的——石碑被安置在红桥区文管所保护起来了。”

    “但能保存下来的历史建筑和文物毕竟是少数，比如说南市，我能留下的也只有相片了。”老街告诉记者，自从南市被拆到现在，已经有很多有价值的砖雕、抱鼓石不翼而飞了，“肯定是文物贩子们干的！”北阙说到这里的时候显得格外生气，嗓门也因此更加的响亮，“自有南市时起，这些装饰就跟着建筑物一起雕刻出来，并成为这些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些本该归国家所有的东西，却被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占为己有。”

    “在对南市地区进行拆迁规划的时候，天津市的文保部门就已经将砖雕、抱鼓石等房屋装饰物划为重点保护项目，可是总有一些人无视国家的法律。像砖雕、抱鼓石这样具有收藏价值的文物，会被很多人垂涎的。房屋拆迁正好是个‘明抢’的好时机，他们在文物保护部门将这些文物认领之前，早就捷足先登了。住在这里的普通居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不会对这些贩子进行阻止，而一旦他们拿到了文物，文保部门想追查都无从下手了。”老穆此时也只能祈祷这些贩子只是想把文物收为己有，而非进行买卖。

文保团队同样重视人文关怀

    因此，加强居民的文保意识也成为了这个团队的一项工作。他们为自己印制了大量的名片，每到一个街区进行“拍记”，也会顺便为那里的居民讲述文保知识。“我们不光普及文保知识，同时还为那些有需要的居民以最大的帮助。今年已有80多岁的李英兰大娘，只要从阳台上看见我们，便一定招呼我们进屋坐会儿。”

    李大娘住的房子是杨以德旧居，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屋檐的一个角被震塌了。地震结束后，市里经常派人到这里要求对房屋进行修复。李大娘生怕这房子会变了样儿，一再地嘱咐他们要按原样修。就这样，这里保持了30年的“原样”。

    去年9月，李大娘又收到了对这里进行拆改的通知，她更是极力地去阻止。她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觉得这个房子好看，拆了太可惜了，而且地震的时候没有倒，很结实，住在这里心里踏实。自从团队到这里拍记后，不仅确认了这栋房子的价值，还积极地帮助李大娘保房子，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成为了李大娘最亲的人。

    李大娘，大部分是时间都是一个人居住，加上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团队中的每一个人一有时间就会帮大娘干的什么。买营养品、搬东西，只要是他们能办到的，都会尽力去帮。一来二去的，李大娘与他们有了很深的感情，他们没时间去看她的时候，她总会想念他们。因此，只要李大娘从阳台望见他们，便一定会让他们进屋来坐会儿，聊会儿。

   龙猫很认真地说：“这也可以称为‘人文关怀’吧？”

坚守源于对城市的热爱

    记者从老穆那里得知，在团队中，只有成员北阙和耶律寒烟是建筑方面的专业人才，剩下的人都是各展所长，这一切都是源于对城市的爱和责任。

   “我们这些人大多数生活在天津的老街区中，渐渐地感到身边的环境开始发生了速变。”老街先生接着说道，“大概从地震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这段时间，我个人便开始意识到必须记录城市的变化。否则，我们留给后人的东西会越来越少了。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在对老街区进行记录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现很多老建筑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于是我们又开始学习关于文物方面的知识、法律，为的是参与、协助有关部门对它们的保护。”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一座城市，主要是靠建筑来记录它的历史。而人的记忆是具体的，并非抽象的，这些记忆往往会凝固在建筑之上。”老穆感慨到，“一座建筑，可以包含很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每个人，也都代表着这座城市。只有了解自己的城市，才能发自内心的爱这座城市，才能有动力去保护它，说白了，就是由个人记忆起，城市记忆终。”

   北阙斩钉截铁地说：“无论文保工作多困难，为了这个城市，我们一定会坚持不懈的！”

名传千里获“杰出人物”提名

    时间一长，这个文保团队无论是给文物保护单位还是周围居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们的大名也从一个城市传到了中央。

    2007年9月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中国文物报社、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等单位协办的首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 而天津的团队也有幸被推举，并过关斩将，在全国同行中脱颖而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感到很意外。”老街说，“多亏了曾一智先生，她可是文保界响当当的人物，要不是她，恐怕我们不可能入围。”

   “结果会在今年的中国文化遗产日期间公布，可以入围大家已经很高兴了。”老穆谦虚地说，“拿不拿奖都无所谓，我们不是为了拿奖而去做文保工作，这不仅是我们的兴趣，也是我们的责任。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太少了，能保住的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老穆告诉记者，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们可以加强自身的文保意识，并加入到天津文化遗产保护这个“大家庭”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