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穆昨天相应党中央号召，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可能是政治水平不够，所以被果断的删除了。删除你文章，肯定有删除的理由，咱不喊冤，再接再厉，继续写检讨。19年的今天，不，应该是昨天了，一位好人走了！他是谁，不用我说，大家心里都知道。在很多人眼里，他也许不是个出色的“政治家”，但却是个热情洋溢，敢于讲真话，勇于承认错误的人。刘绍棠生前曾经写过一篇《怀念耀邦同志》的散文，里面很少涉及政治，19年前没有被删，今天咱们引用过来，应该也不至于被删吧。

全文誊录于下，在个别段落中老穆作了加黑处理：

“再也见不到耀帮同志了……”

重病中的我，呆若木鸡，坐在床沿上，哭不出声也说不出话。我的妻子儿女怕我再一次中风，吓得劝不敢劝，哭不敢哭，七手八脚保护我不要一头栽倒。

我的心中只是一遍又一遍念叨：“再也见不到耀帮同志了……”

人活七十古来稀，耀邦同志享年73岁，不算短寿。但是，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年轻，永远37岁，我从没有想过他会死。因而，他的逝世，使我十分震惊，非常意外，极为伤痛。

半身偏瘫，足不能出户，我的儿子替我到耀邦同志家中吊唁。我的儿子33岁了，儿子的儿子也已经4岁。当年我给党组织写请求批准结婚的报告，许多词句是耀邦同志教给我的。1957年对我进行大批判，也批判了我的结婚报告，重点正是耀邦同志教给我的那些话。我和我的妻子白头偕老，儿孙满堂，更加感念耀邦同志。

在我成长中，耀邦同志给我影响极大，主导着我的作文和为人之道。

几十年来，我把耀邦同志作为自己心悦诚服的导师，从没有想过他是大官和首长。我在他面前百无禁忌，畅所欲言，一点也不感到呼吸困难。

他找我谈话，都是他说我听，只是在他点烟时我才能插嘴。他的谈话生动风趣，发人深思，从不打官腔，也不是用训诫口吻。他待人平等，绝不做作，他与人坦诚相见，更是出自天然品性。人们都说他容易感情冲动，这正是他的纯真和本色。他说他最讨厌低级趣味，矫揉造作便是他讨厌的低级趣味之一种。

我第一次去见他时，还是个混沌初开的半大孩子，他就向我谈起他的童年、上学、参加革命和恋爱婚姻。他说他也曾想当作家，只因天性喜欢行动，才扔下了书本，拿起枪杆子。

耀邦同志只读过初中，但是他天赋聪慧，好学不倦，日积月累，知识渊博。他说除了医学和数学书籍，任何书籍他都能读得下去，有所收获。有一回，我跟他谈起孙犁的小说，他没有读过，马上拿起电话把工作人员叫来，吩咐他立即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去买孙犁的作品。还有一回，我谈起美国记者根室在《非洲内幕》引用丘吉尔描写坦嘎尼喀维多利亚瀑布的一段文字，真是大手笔之作，他便问我丘吉尔的散文有没有中文译本，我说不知道，他说要查一查，如果没有也要读一读根室的引文。耀邦同志酷爱名人传记，特别嘱咐我阅读几种《拿破仑传》。他跟我谈起拿破仑的一员骁将[手头无书，名字忘记了]，屡建奇功，封为亲王。此人在米兰战役中大败奥地利军，班师回国，拿破仑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答道：“真正的骠骑兵不应活过30岁，我现在已经34岁了。”耀邦同志谈起此人，激动得跳起大拇指说：“这个家伙，才算个英雄！”耀邦同志谈起话来兴之所至，海阔天空。有一次不知怎么谈起孟子的“不嗜杀者王”。他便结合中国和外国的革命实际，讲了很多痛心的教训。耀邦同志对人宽容，待人宽厚，不记仇，不整人，讨厌打击报复；他认为故意整人和打击报复也是“嗜杀”的一种表现。

耀邦同志对文学是很懂行的，他少年时代喜欢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50年代初，他担任川北军区政委时，写过一篇塑造英雄形象的文艺论文，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他跟我谈话，从没有专门谈论过文艺问题，但是有时候谈论其他话题，他忽然联系到文艺创作，感慨颇多。记得他谈到毛主席和徐帅都是个性极强又感情丰富的人，便感慨道：“我们的文艺作品把领袖写得像木偶。”他批评我的小说《摆渡口》：“为什么非要出现一个党支部书记呢？没有他也可以嘛。”又说：“不是每篇作品里都要写一些党员或者党员干部，才算表现了党的领导。”他的这些卓越见解，我在1979年以后的创作中才逐步运用。

满腔热情地爱护青年，保护虽有严重缺点但仍有可取之处的年轻人；耀邦同志一生如此，我是深有体会的。我不认为耀邦同志多么喜欢我，他一直说我最大的毛病是骄傲。所以，他从没有当面夸奖过我。1957年我被划右，处分之后他找我话别，给我以激昂的鼓励。1962年我摘掉帽子，他在跟我谈话时要我像司马迁那样发奋写作；20年后他主管平反，找我谈话，寄予厚望。我想，在他眼里，我的可取之处可能一个是创作上努力进取，一个是从没有向他开口谋取私利。十年来，我出版了30多本书。本来我没出版一本书都要寄呈给他。我知道他不爱看小说，也没时间看，寄给他是为了以实物汇报我的情况。后来文艺界的情况越来越复杂，我便不再给他寄书了。关于文艺问题，耀邦同志留下了《在剧本创作座谈会的讲话》一书，这是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党的领导人对于文艺问题的第三部专著。真正尊敬和热爱耀邦同志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常常翻阅这本书，就像和自己的知己亲密对话。

50年代和60年代初耀邦同志给我的信，在1966年的8月红色恐怖中被家人烧掉了。我手中保存的只有他60多岁是写给我的一封长信，这封长信仍然不失为一篇激扬的文字，但是也流露出进入老年的苍凉。他说他注定看不见四化的实现了，希望我为实现四化多多工作，这是我想起陆游的“但悲不见九州同。”

全党全国有多少人从耀邦同志身上得到温暖和动力，人人都知道他热心肠儿，好心眼儿。人民感谢他，亲近他，人民也觉得命运亏待了他。因而，人民在他逝世后，以最深情的方式给他以殊荣。

我也在进入老年，又因病身残，倘若化悲痛为力量不是一句空话，那么今生我还有多大作为呢？我从耀邦同志身上强烈感受到两大优点：一个是革命激情，一个是手不释卷，虽在病痛中也是能够学习的。于是，我又想到，耀邦同志比较欣赏我的小说语言，但一直说我的小说胆识不足。有一次他突然问道：“你能不能写一部哈代《苔丝》那样的小说？”不等我回答，他又谈到别的事情了。

虽然事隔多年，但是只要我的病情进一步好转，我是要做出回答的。

病痛折磨苦不堪言，我这片意识流式的怀念文章只得结束。然而，这决不是到此为止。

刘绍棠先生与耀邦同志接触较多，除了个人感情因素外，很多话，说得还是言之有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