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清议和清谈决不是一回事，清议要早于清谈。

从先秦开始，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士”的伟大阶层，他们的身份介乎于官与民之间，他们寻求身份界定的一切行为，往往可以左右国家的命运。秦汉以前，贵族阶层共分为四等，即天子—诸侯—大夫—士。这些人是可以世袭的，继承宗室的嫡长子成为大宗，同阶层的其他人皆自降一等为小宗。也就是说，天子只能有一个，然而天子的儿子却能有很多，一般情况下嫡长子是可以顺利继承王位的[大宗]，其兄弟便变成了诸侯[小宗]。同理，诸侯、大夫、士阶层也都是要有大小宗之分的。作为贵族集团中的最低一层的“士”，他们的身份就很尴尬了，凡是不能继承宗室的，都会被挤出贵族行列，沦为“民”。“民”也同样分为四等，即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是最高的。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些被迫出局的士阶层，是不会甘心于做四民之首的，他们名下没有土地，然而却有着接受教育的权利。于是乎，“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便成为了士的人生信念，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到处游说君侯，试图重归贵族集团。

秦汉以后，官员的选拔不再是世袭制，而采用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察举”的推荐制度。各级行政官员都有向朝廷推荐贤士的职责，而这个推荐的标准，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清议”。西汉中后期，士阶层已然成为了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他们除了知识，一无所有，所以也只能用知识博得好名声，以进仕。

清议，一种社会舆论对知识分子在学识和品行上的综合评价，地方官员根据这种评价，决定推荐的人选。久而久之，通过清议入仕的知识分子们逐渐发展成为了大士族，推荐权被他们牢牢掌握，并开始利用清议打击政敌。东汉激烈的党痼之争，其实就是士族利用清议打击宦官，而宦官假借皇权制衡士族的斗争。与此同时，很多士人为了进入仕途，纷纷不择手段，制造出了一幕幕社会闹剧。《后汉书》中记载了很多这类故事，在此我们不妨试举两例：有个叫戴封的人外出遇到强盗，财物被洗劫，仅剩丝织品数匹。面对于此，这个戴封丝毫没有感到庆幸，反而主动追赶强盗将丝织品送上。因此，戴封被举为“孝廉”，进入仕途。还有一个叫做赵宣的人，为了给双亲守孝，宁愿搬到墓道中去住20余年。地方官深为感动，亲自上门慰问，这才发现赵宣在这20余年中竟添了5个儿子。

清议发展到后期，出现了一种新形式：通过两个人的对话，彼此交流政见，臧否人物，辨别人材。然而这毕竟还不是清谈，真正的清谈其实是一种学术辩论，思想的交锋，所辩之问题涉及非常广泛，天文地理、诸子百家、刑名礼乐等等。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大多是行而上的哲学命题，其中《周易》、《老子》、《庄子》这三本书备受青睐，世称“三玄”。

清谈，一般有两个主辩人，一个主持人，若干听众。先由一方主辩人提出观点，随即另一方主辩人进行反驳，然后进入自由论战，彼此交锋一回合称作“一交”或“一番”。数番过后，理屈词穷这为败方，胜者被誉为“名通”。此类清谈，短则一两番见胜负，如东晋时僧意与王修的一场清谈：

僧问：圣人有情吗？

王答：圣人无情。

僧问：像柱子一样吗？

王答：像筹算一样。筹算虽然无情，但运算起来却是有情的。

僧问：谁运算圣人呢？

王无言以对。

在清谈的过程之中，主辩双方往往会手执“麈尾”，以助谈兴。据徐陵的《麈尾铭》记载，其形状“员上天形，平下地势，靡靡丝垂，绵绵缕细”，由此可见麈尾应该类似于现在的羽毛扇，其功能除了消暑以外，更多的是审美追求。

清议不是清谈，这应是无疑的，但清议与清谈的关系，却存在着很多不一的说法，当然这是学者们热衷的话题。在这里，老穆只想指出一点，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士阶层的崛起[先秦]—清议[两汉]—清谈[魏晋]，以及稍后的服用寒食散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阐述得很清楚]，似乎在向我们昭示一条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路线。如果说唐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成熟形态的话，那么上面的这条路线便完全可以理解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期。在这一阶段，他们完成了身份认证，即由贵族沦为平民，然后再以“学而优则仕”的理念参与国家事务；在灵与肉的痛苦挣扎后，士组成了士族门阀，然后再解散，最后重组成士大夫阶层。其中一头一尾的两次思想解放，即先秦与魏晋，不能忽视。

                                            老穆

                                          戊子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