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生前有一段轻易不示人的拿手好戏，即《三娘教子》中老薛宝的那段“小东人……”，其唱腔既不是我们常听的马或余，似高又似麒，有马的饱满潇洒，又具高的嘎调尖腔，还不失麒的苍劲至烈，腔板古朴流畅，一气呵成。

记得最后一次听这段神秘唱腔，大概是在祖父患前列腺癌，被迫拄上拐杖后的时候了。面对邻居们的关怀与慰问，生性倔强、不服输的祖父显然有些不大愉快，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体无恙，他双手紧握杖，用尽浑身气力，再次清唱了那段《三娘教子》。然而不知是因为年纪太大了[时年96岁]，还是故意留一手，祖父只唱了两三句，便拂袖而去，此后无论别人如何鼓动，他都没有再唱过半句。祖父去世很多年了，我搜集了很多版本，不同流派的《三娘教子》，却怎么也和记忆中的唱腔对不上号。直到去年，无意间和92岁的大姑父提起此事，才得知祖父是在学孙菊仙，这才恍然大悟。

孙菊仙，天津人亲热地称之为“老乡亲”[因为他是天津人]，与谭鑫培、汪桂芬齐名的老生先驱，京剧史称其为“后三鼎甲”或“新三派”“新三杰”，代表作除了《三娘教子》外，还有《完璧归赵》、《卧龙吊孝》、《鱼肠剑》、《马鞍山》、《逍遥津》、《脂粉计》、《戏迷传》、《七星灯》等。老乡亲是个奇人，唱戏不为名利，讲求随性，正宗传人稀少，虽寿享九旬有余[大概病逝于1930到1931年间]，但毕竟年代久远，亦无唱片传世，除非亲耳听过其唱腔者，否则无人能述之。晚辈琴师陈彦衡[1868～1933]曾用八个字来概括孙派唱腔“天马行空，奇峰突出”。老穆出生太晚，无缘一睹孙派唱腔精髓，故而也不敢妄加评论祖父唱得是否正宗。然而老乡亲不仅在京剧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即使在天津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其也是大名鼎鼎的。

旧社会我们习惯把戏曲演员称之为伶人，伶人中也分三六九等，名伶应该属于最高等级的呢。这里所谓的名伶，老穆认为并不是单指有名气、业务水平高而言，恰恰相反，若是只有点名气，我们一般会称其为“角儿”，而非名伶。根据老穆对戏曲史的了解，成为名伶最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因业务水高而获得名望、讲义气[旧时艺人属于江湖中的下九流，义气二字是不自轻自贱的标志]、回报社会[以此来获得社会的尊重]。实质上这也正是旧社会艺人从“非人”转化成“社会人”，最后达到“社会名人”的三级跳。

老乡亲孙菊仙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名伶！对于他的业务水平和名气，我们自不待多言。即使论其讲义气来，孙老也绝对称得上侠肝义胆。近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与孙菊仙是有名的忘年之交[孙菊仙比李伯元年长近30岁]，作家推崇伶人的艺术，伶人器重作家的才华。李伯元虽奋笔疾书，但一生潦倒，到晚年更是贫困交加，负债累累，临终前无人问津，唯孙菊仙出钱出力常陪伴左右。李伯元弥留之际，孙菊仙悲恸不已，取出银票3000元，并许诺道：“以千元作君身后之丧葬，以2000元作君家之抚养。”为了了却李伯元的文学遗愿，孙菊仙又以私人名义遍邀社会名流，当即决定由自己出资，继续维持《繁华报》以示纪念李伯元，并将《官场现形记》的版权连同原印成书作价3000元，一并售予书馆，解决了长期的混乱的版权问题。此等义举轰动了社会，后来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还特意将此收录其中：“伶人孙菊仙为理其丧，酬《繁华报》之揄扬也。”

再有就是回报社会。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曾邀孙菊仙到自己掌管的“四喜班”唱头牌老生，并安排班中胡琴儿技艺最好的孙老元为其演奏。孙老元想要点贴饼[梨园行的行话，一般场面的份子钱要比角儿少很多，大角儿们往往会私下给场面上的一点补贴]，但孙菊仙向来不吃这一套，气得孙老元一个劲儿的给他长调门。散戏后，孙菊仙找到梅巧玲理论，为了表示安抚梅巧玲特意用梅雨田[梅兰芳的大爷，京剧史上的胡琴儿大师]换下了孙老元。当时梅雨田初出茅庐，年轻气盛，一心想要和前辈孙菊仙叫较劲儿，故而把调门长得更高了。梅巧玲得知此事后，气得直拍桌子，再三警告要是再不好好伺候前辈的话，以后就不给梅雨田上场的机会。孙菊仙吝啬乎？实则不然，老乡亲晚年积极投身于津门公益慈善事业，乐此不疲。但凡有赈灾义演，他皆不顾年高披挂上阵。1917年天津闹水灾，他更以无名氏的名义购买大米数千袋赈济灾民。30年代初期，孙菊仙以91岁高龄在天津病逝，身后无长物，家人不得不以典当的方式筹资为其操办丧事。怪不得家乡人民有一句顺口溜：“天津卫，三宗宝，范公[严修]幼梅[赵元礼]孙菊老[孙菊仙]。”

孙菊仙唱了一辈子戏，红了一辈子，获得圈里圈外的一致好评，堪称津门一代宗师！

                                                老穆

                                             丁亥年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