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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人生漫步(我思故我在) |

孔融,字文举,东汉末年人士,孔子的第二十世孙,少聪慧,善诗文,后屡犯曹操,被株杀。曹丕作《典论·论文》有云:“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遂称建安七子。
孔融四岁时,便能出口成章、吟诗作对,深得父母喜爱。一日,父亲买来一些梨子,特地捡了一个最大的奖励给他,他却死活不肯接受,偏从篮子中拿一个最小的,然后对父亲说:“孩儿年纪最小,故而要吃小梨,那个大梨还是给哥哥吧!”孔融这一让,被写入了《后汉书》、《三字经》传成千古美谈,后世家长无不用此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美国人大概是没听说过孔融让梨的事迹,所以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拿着三个梨子问自己的孩子们,你们想不想吃到那个最大最好的梨子呀?孩子们听后,都争抢着要吃最大最好的那一个。母亲成竹在胸的言道:这样吧,你们现在就去整理院子里的草坪,谁做得最好,谁就可以得到最大最好的梨子。最后得到最大最好的梨子的那个孩子,就是日后的美国总统林肯。林肯这一争,也成为美国版的三字经了。
同样是梨子的故事,在不同国家由不同的人演绎起来,味道就大不一样了。依老穆看来,这里面不外乎涉及两个概念,即礼与理,孔融让梨立足点是礼,林肯争梨立足点是理。在中国礼是绝对大于理,强调的是压倒一切的义务意识,美国人就不一样,他们的观念里只有理、法、情,以及由此三者而产生的权利意识。义务意识背后蕴含着一股理所应当的牺牲精神,权力意识背后则蕴含着等价交换的索取精神,正是这二者的区别才酿成了中美两国不同版本的梨子的故事。就如同西方人强调纳税人身份,政府必须为纳税人服务,而在中国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是纳税人,我们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海青天为民做主式的施恩。
中国人很早熟,大约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就产生了礼的观念。生在春秋末年的孔子曾不止一次的以夏礼专家自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证也。”[《论语·八佾》]。大概意思是说:商朝是继承了夏朝的礼的,在此基础上增加的和废除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是继承了商朝的礼的,在此基础上增加的和废除的也是可以知道的。夏朝的礼,我全知道,但它的后代杞国是不足以作证的。可见,我们四千多年前就有了礼,两千多年前就有人专门研究礼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礼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商礼源于夏礼,而又有所损益,周礼源于商礼,也有所损益。
春秋时郑国的子产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中对礼又有了进一步的阐述:“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前者确立了礼的正当性,后者告诉了我们礼的社会作用便在于几个动词上“经”、“定”、“序”、“利”。明白了吧,原来礼就是一种社会规范,一种注入到社会中的稳定剂,促使社会平衡的重要支柱。礼的社会作用是双向,一方面约束着统治阶级要节欲,一方面以法的面目强制庶民要遵礼,正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段孔融争理的故事:孔融十岁那年和父亲进洛阳城访友,见太守李膺府内正在宴请宾朋,挺胸昂头往里便走,结果被守门人拦住,索要红帖。孔融道:“大胆!我家与你家乃是世交,又有师生之谊,难道尔等不认识我吗?快去通报!”这下子可吓坏了守门人,急忙往府内通报,李膺闻听亲自出门迎接,只见一孩童立于门前,面无愧色,支吾之下将孔融让进府内。酒席宴上,李膺越想越窝囊,凭空蹦出来个小世交,自己竟毫不知晓,便借着酒劲问道:“小公子,莫见怪,你说咱们是世交?愚兄一时竟想不起了。”孔融早就料到李膺要发问,站起身来高声答道:“想当年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孔子姓孔,老子姓李,恰恰证明你我两家是大大的世交呀!”一语既出,四座哗然,纷纷为小孔融叫好。李膺也哈哈大笑:“孔世兄真乃神童也!”这句话可气坏了同座的太中大夫陈韪,心中暗想这娃娃年少轻狂,不懂长幼尊卑,着实的无礼,想到便以长辈教训晚辈的口吻道:“自古以来,小时候聪慧之人,长大后未必有作为!”万没想到,小孔融完全不顾长幼之礼,笑着说道:“要是这样说来,陈大夫小时候也一定很聪慧喽!”此语一出,弄得陈韪面红耳赤,惟有喝酒解嘲。
小孔融误闯太守府,还当众羞臊长辈官员,这难道合乎礼吗?那么为什么孔融违礼了,却没有受到指责呢?原因之一是太守李膺处事非常得礼,他以礼包容了孔融的非礼,从而衬托出了孔融的智慧。原因之二是孔融的非礼是建立在正当的逻辑推理之上的,并没有造成破坏平衡的效果,所以完全可以被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