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曾写过一篇谈天津回族的短文，直到今天网络上仍多有引用，可见大家对这个问题是很感兴趣的。故而，今天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凝固天津回族历史的清真寺来看天津的回族。

今天的天津大概生活着130000到150000左右的回族同胞，他们分别以“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居住在各地。在伊斯兰世界里，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凡是有回族的地方，就会有清真寺。清真寺是大家日常宗教活动的中心，为了方便信众，基本上是社区性质的。清真寺不像佛、道两教庙宇那样选址名山大川，苦心修行，也不像基督教那样，先设点后传教，而是讲究服务信众，修行在日常。无论多少，只要有回族需要，就会有清真寺。同样的，清真寺的日常用度也是有本社区的信众以“乜贴”形式供养。

可以这样说，回回们是天津卫的原居民之一。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正式建卫，“天津户籍最早者，大率由永乐迁来”，这里就包括回回。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四字被封为燕王，驻守燕京[现在的北京]，随行的浙江钱塘人士回回将领穆重和就曾驻军在直沽小孙庄[金朝时曾在天津设立直沽寨，元朝设立海津镇，所以在天津建卫前大多以直沽、海津代称天津，这里的直沽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小直沽]。穆重和有两个儿子，名穆能、穆太，“袭御前带刀侍卫”，永乐二年穆氏族人乘御赐漕船来到小孙庄，安家落户，繁衍生息，从此后小孙庄就变成了穆庄子，也就是今天的北辰区天穆村的大部分地区。民国时期的《天津志略》有载：“津邑清真寺有十五座，以穆家庄清真寺为古，建于明永乐年间。”虽然没有标明天穆清真北寺的具体修建时间，但根据上文我已经说的，清真寺与回族是紧紧相连的，有回族传统的地方，就会有清真寺，有清真寺的地方，也定会是历史上有回族传统的地方。更何况，小孙庄最早的回回，还不是穆氏家族。

早在“元朝回回遍天下”[《明史》中的记载]的年代，小孙庄便出现了康里人和南方的回族商人和军人。熟悉《元史》的朋友，都会知道在元朝人被分成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而回回便属于色目人，在元朝的地位仅次于统治阶级的蒙古人。究其原因，回回为元朝历下了汗马功劳，成为蒙古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勇将。当蒙古铁骑驰骋欧亚的时候，其中便有一支以回回[又称康里人]为主的少数民族军队。元朝的军队有一个传统“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据史料记载，1309年4月，元武宗海山曾派康里军两千“于直沽沿海屯种”。今天天津回族里的纯回姓沙、哈、米、海等姓氏，便是元朝回回的后裔[根据民国时期日本人小林元和解放初期著名语言学 家罗家培先生研究表明，回姓中可以分成根据回教谱系作基础的有阿拉伯血统的纯回姓，和从汉姓衍化而来的中国信徒的准回姓，穆姓便是准回姓，属于后来皈依伊斯兰教的中国信众]。只是这些纯回姓的康里人，极有可能在明朝初年，朝廷为了安定的起见，“实徙江淮”时被迫南迁。

由此可以断定，天津清真北寺最晚修建于600年前的明永乐年间应该是基本无疑的呢。但可惜的是，这座清真古寺在1948年11月25日被国民党一直溃散的军队以藏匿共军等理由为名焚毁，1949年由村民集资重建，文革期间又被禁止使用，一度沦为生产车间，后几经修缮，才恢复今天的面貌。这就是天津最早的回族聚集地天穆和天津清真北寺的大体历史。

                       [金家窑清真寺]

大概到了明万历年间，穆家庄第九代人穆从玉率领全家迁往现在的河北区金家窑一带居住，和这里的另一些漕运回回族成了天津有一个重要的回族聚集区。遂于万历二年[1574年]修建了金家窑清真寺，这也再次证明了我所说的回族与清真寺的相生规律。随着金家窑清真寺的建立，其依仗着三岔河口地理优势，越来越多的漕运回回聚集在这里，俨然成了当时天津仅次于穆庄子的回回聚集地。

                     [西北角清真大寺]

清初到清中期，由于天津的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大批北京、沧州、孟村、大厂等地的回民也不断涌入天津，形成了三批迁徙潮。这些人大多散居于天津各地，现在西北角便是原有的天津回族和这批回族相融合时才产生的。西北角的清真大寺也恰恰修建于此时，顺治元年[1644年]，又一片回族聚集地出现了。除此外，比较有名的回族聚集区和清真寺还分布在，武清县的杨村、河北于场街、红桥西沽桥北一带、天津药王庙北寺一带等。

到了清朝中后期，天津的回族的“大分散、小集中”居住模式已经基本形成，回族同胞也逐步进入天津社会的每个角落。老天津卫的“韩、高、石、刘、穆，杨、黄、张”八大家[后虽有变动，但穆家始终被列在其中]。他们的商号分别是“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长源杨家，振德黄家，益照临张家”。其中正兴德穆家，就是指的从穆庄子[天穆]迁出的穆重和后裔穆兴永父子。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西北角的回民曾先后打跑了到当地骚扰的英、俄侵略军。俄罗斯兵企图报复，“回、汉人等区聚八百义民”，共同御敌（清郝缙荣《津门实纪确对》）。以后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大批北门内一带汉族人民曾跑到药王庙清真寺前静坐避难，回族人民又以“不拜鬼神无义和团”为理由，防止外国侵略军对这些汉民的屠戮，而且送饭送水，为汉族同胞提供保护。抗战时期，天津回族积极配合八路军，投身回民大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天津清真东大寺]

以上所说的天津三座古老的清真寺，几乎都是中式为主的建筑，这绝不是说天津的清真寺都是中式的。中国的清真寺建筑，自唐宋以来遍布全国各地，经历了一个伊斯兰文化主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传统汉文化相对薄弱的地方，往往会出现一些纯正阿拉伯式的清真寺建筑，反之在广阔的中、西、北部，中式的清真寺建筑居多数。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唐宋时期作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初期，清真寺大体上是私建的，呈现出中式与阿拉伯式各异的风格，到了明清时期，大部分清真寺已经完成了中式园林化过程。从元朝开始，清真寺建筑从私建，变成官建，甚至敕建。即使不是没有取得官建资格的清真寺，也会主动争取得到官方的承认。其建筑风格，自然而然便是中式园林居主导地位，格局是中式的，细节采用阿拉伯式。清朝末年出现的大量阿拉伯式清真寺建筑，我们可以理解成是改造完成后的一种装饰，绝不是反复。这个时期，在天津也同样出现了一些小型的阿拉伯式建筑，比如鉴于咸丰四年[1854年的]天穆清真南寺和南开区的清真东大寺。

                     [天津北大寺礼拜殿内]

欣赏清真寺，除了从历史人文、中西合璧建筑角度去看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不能忽视，那就是匾额。天津的清真寺，大多是匾额的博物馆，各色名家匾额汇集，中文与阿拉伯文并举。如，天穆清真北寺中的刘孟扬的“回教礼拜寺”、李鸿章的“自古清真传授心法贵善悟”[上联]、“至今无二继承主教仰慈风”、还有清朝贵胄庆亲王、成亲王、李亲王作品；西北角清真大寺的更有30多块清朝名家匾额、8幅楹联、17块阿拉伯文匾额。

                                                  老穆

                                               丁亥年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