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人，大抵是有一技之长，拿笔杆子只是为了传宣自己的学说。文人则不然，他们是专业挪管者，以文字为谋生手段，以文字为治国平天下的载体。有时一个人会同时兼备学人与文人的双重气质，但总会有一种占上风。

中国散文发轫于学人。先秦时期的所谓诸子百家，大多是学人，他们著作自然就都该归入学人之作。《管子》、《论语》、《墨子》、《孟子》、《韩非子》都是彻头彻尾的论述体或者语录体，其文字的社会意义、教育意义远大于文学意义。当然，话不能说太绝对了，先秦诸子里也有个别具备文人气质的，《老子》和《庄子》就是代表。他们具备文人气质，但不一定就是文人，只能算具备文人气质学人。老庄的著作从文字上讲要高于同时期的诸子们，尤其是庄周。他的《逍遥游》写得肆意汪洋，天马行空，说理孕于文采之中不愧为中国散文的扛鼎之作。先秦倒是也出了一位地地道道文人，他就是屈原。屈原的《离骚》文采飞扬，奇辞异想，绝对不同于诸子们的说理文宣。和屈子相似的文章还有《荀子》里的成相篇，可是那极有可能不是荀子所为，所以省略不计。

汉代基本上是延续屈大夫和《荀子·成相》的路子的，产生了专事铺陈的赋体文章。到了东汉又分出来了大赋和小赋，直接缔造了魏晋的骈文和宫体文章。

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针对日渐腐朽的骈体文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都是佼佼者。可他们之中也分为两派，韩愈宣传道统，属于学人；柳宗元和刘禹锡虽然也写了很多学人之文，但成就最高的还是他们的文人之文，尤其以柳宗元的山水小品更为突出。到了晚唐了，骈体文又死灰复燃了，而且越发壮大。杜牧、李商隐都是此中高手，而学人之文却偏于说理枯燥了。

宋朝初期针对晚唐遗风，又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吸取韩愈的教训，既写学人之文宣传道统，更不乏文人之文的佳品，为宋朝文风开了风气之先，后来者无不争相效仿。王安石、苏洵偏于学人一派；曾巩属于纯学人；苏轼偏于文人又能吸收学人之风，终成大家。

明初的文章多是学人之作，台阁体垄断一时。到了晚明，性灵派大盛，文人之文，异军突起。把佛教的小品一词，一直到了文坛，形成文人之作的另一高峰。

学人与文人之别的真正被提出来是在清初。遗民文人黄宗羲、顾炎武和入仕文人宋琬、侯方域各执一阵。

纵观下来，先秦学人当家，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居上，唐宋学文兼备，明清泾渭分明。

                                           老穆

                                         丙戌年岁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