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小小说选刊》读者来信的回复

　　去年我去厦门，走上大街，便有一种卑微的感觉。这很正常，所有繁华的都市，都会让我产生这种感觉——因为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虽然现在住在城市，但骨子里，我仍然是农民。如您一样，我爱农民，我常常想念他们，但我不想重复他们的生活。在中国，很多时，农民是一个亲切的词语，但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词语。

　　故乡也是一样。故乡常常令我恐惧。对故乡的恐惧，缘自它的封闭、愚昧和落后，缘自它一成不变，甚至不求上进的生活。

　　所以，大多年轻人选择了逃离。这很残酷，但必须如此。

　　几年以前，我写一个《城里人，乡下人》的随笔，其中有一句：城里有乡下人的梦想，但乡下，有城里人的爹娘。后来这句话被冯巩和朱军搬进他们的春晚小品，我认为，写出这个小品的人，肯定有着与我相同的感觉。

　　我不在意他在不打招呼的前提下用了我这句话。甚至，我感激他。

　　对很多城里人来说，现在，父母几乎是他们与乡下的唯一联系。如果某一天，父母去了，他们与乡下，将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抛开亲情不说，爱他们，是打拼在城市里的“乡下人”的唯一选择——我们绝不应该轻易忘掉一些事情，或者假装轻易忘掉一些事情。

　　最后说一句，对作家来说，故事可以虚构，但情感不能虚构。我爱我的父母，我知道，您也是。

厦门读者宋瑞祥通过电子邮件寻呼周海亮：

    通过多年的打拼，我终于从乡下娃子蜕变成为城市白领，过着外表光鲜内心卑微的生活，而我的父辈们，还在遥远的乡下耕种劳作，我觉得他们的观念与生活与我格格不入，跟我的隔膜越来越深。在看完您的作品《隔壁的父亲》后，我禁不住心里一沉，鼻子酸酸的，您是不是也有一些与我相同的经历和心境？作家可以用文字来宣泄内心的忧伤，而平凡如我者，只有多给父母打打电话，多回家看看他们，这样我的心里才会好受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