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苦难

坐在车上，接到信息：秦怡的儿子过世了。一时间，呆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

如果秦怡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她的墓志铭应该是这样的：

“造物主让她美丽也让她痛苦。”

按照秦怡的家谱，她原该穿碎花洋布旗袍，襟前别一朵栀子花，在上海的弄堂里做嫂嫂的。可偏在春梦的年纪读了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居然还挤在大戏院里看了雷马克的《西线无故事》。

青春的生命，渴望的是消耗、动荡和战争，是狂欢和节日，像《家》里的觉慧，没有特别的人生目的，只觉得一味的想喊，想狂奔，想离开，只要做一只鸟，去哪里是不计较的。

1938年，16岁的秦怡逃到了武汉。顺理成章地想去，她的父母当时一定是急疯过几回的。

剪去长发，扎上绑腿，秦怡出落成一个小兵。是女孩，且面目姣好，七转八转，就成了艺人，演起了文明戏。

按一般说法，演艺圈里是比较容易滋养感情的。

才19岁，懵懵懂懂，秦怡产下了一个女婴，小得像一只猫仔。那时战火连天，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何来的个人前途？照旧年青的丈夫只晓得喝酒、牢骚、宣泄，不懂得在空袭警报中把妻儿紧搂在怀抱中。

春去秋来，其中几多罹难，未语泪先流。但是演戏的梦想还没有实现。

重庆的夏夜，从来没有凉爽的风。秦怡躺在床上，听着钟在打点，她思量着如何离开这里。但是离去，就必须割舍女儿。拿一句台词在这里做注脚，那便是：“成长真是惨烈啊！”

还是走了。一步一回头的走。

长话短说，一晃又是几年，所有的坎坎坷坷掺和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浓得要溢出来的颜色，这颜色染在秦怡脸上，楚楚照人，犹如新春的剪纸，凡是经过的人，都停了脚，多看几眼。

在与赵丹同拍《遥远的爱》时，秦怡已然成了电影明星。

24岁的时候，秦怡与三十年代的影帝金焰拍拖。他们很少约会，约了也只是看看电影，有过信物的，是金焰雕刻的一只木帆，后来丢失了。秦怡遗憾的不得了。

他们在香港结婚。新婚夜，虽然没有红盖头，可新娘的百感交集一分也不减的。

天不遂人愿。那晚金焰大醉，呕吐不止。这以后，伤害不断出现，秦怡的佳片也不断出现：《摩雅泰》、《女蓝五号》、《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早春二月》。秦怡在艺术上充分表现，受人尊敬，但她仍不能忘怀她早年的向往。她知道受苦的灵魂是没有声音的。不是她甘愿，是她懂得接受。她调和着她的五味情感，她作出了与生活讲和、与痛苦相伴的姿态。

文革中，秦怡和金焰自然受到冲击。儿子太小，害怕，突然的，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成了秦怡永远的孩子。

孩子离不开人，有时秦怡遇到不能推诿的会议，就得带上孩子。住在宾馆里，孩子半夜尿湿，秦怡洗啊擦啊，尽力遮掩，忙到半夜。其实可以请服务员来帮忙的，但是秦怡不愿意。为了孩子和自己的尊严，她宁愿自己多一些辛苦。

一次吃饭，秦怡挑了几块点心包好，说，这是小弟（儿子）喜欢吃的。

经常的，儿子冷不丁推开秦怡的房门，清清爽爽的说：“妈，你在啊。”讲完折回身，又睡了。

儿子习惯与母亲在一起了。

儿子发病，会得打人，十分的暴力。秦怡一边捂住脸，一边的喊：“不要打脸呀！脸打坏了，妈妈就不可以拍戏了！”

儿子居然懂，立即住了手。

秦怡几次说，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大约就是小弟了。

秦怡希望自己长寿，因为她要陪着儿子。

秦怡的记忆里，是那个还没有得病的儿子。她牵了儿子的手去衡山公园画画。儿子画了玉兰树，画了玉兰树上一只小鸟。

做母亲，是秦怡的一个信念。如今，儿子剥夺了这个信念。从今往后，秦怡没有“小弟”好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