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一，想起一些纯正的人。

譬如钢琴家顾圣婴。

顾圣婴和母亲、弟弟是在家中开煤气自杀的。上海有不少住房有煤气设备。用煤气做饭，比烧煤要方便和干净得多。当时在北京，很少有居民区供给煤气，人们只能烧煤球和蜂窝煤。在有的省城，连蜂窝煤都还得居民自己用铁锨混合水和煤粉再用模子一块一块手工作出。“政治运动”连年不

陈逸飞的纪录片《海上旧梦》。

一个身着旗袍的女子，像梦，飘然而至。

外白渡桥；石库门弄堂，苏州河边，白鸽和风筝,城隍庙茶楼，龙华庙里的金装的佛身，徐家汇天主教堂的十字架……

陈逸飞坐在三轮车上，车轮碾过老城厢的石子路。

这是陈逸飞自己花钱铺的，没有什么道理，就觉得应该有这样一条颠簸的路。

在圣约翰大学的长廊，陈逸飞在踱步。他不是演员，不是道具，不是旁观者，他是卡尔维诺似的的都市漫游者，他思想，思考。

画家与时间灵媒擦肩。

西装与旗袍擦肩。

旗袍走过外摆渡桥。

旗袍坐在人力车上。

风乍起，吹起了旗袍的裙裾。

上海女人的旗袍敢于开这样高的叉，是因为她们可以买到玻璃丝袜。

无数的旗袍行走在法国公董局的台阶上。

无数的符号，无数的意向。

画室里，少女裸露在写生台上。

一声凄厉，画布被利刃划过，撕裂；

校园门口，军车直逼女学生，车轮下一袭月白色的旗袍。

理发店，女子对镜凝视，镜面骤然碎裂，碎片复原，镜中已杳无人迹。

镜像里，叙述着一桩一桩的历史事件。

外

春日，在襄阳路，大可堂普洱茶会所，学着《红楼梦》里第七十回，起了一个桃花诗社，泡了陈年的普洱，请了演员刘广宁、曹蕾、梁波罗、导演史蜀君、画家刘大鸿等一干依旧很愿意文艺的人们，在二楼的大客厅里朗读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

1946年二月的春节里，张爱玲去温州看望逃亡中胡兰成。去庙看罗汉，连旅馆楼梯转角摆放的菩萨亦觉得刻画的好。

太阳很好，于是约了穆丽娟去德大吃饭。

穆丽娟是“雨巷诗人”戴望舒的第一位夫人。

她是传说中的美女，现实中的一位淑女。她比雨巷里那朵丁香一样的美女更美。已经九十二岁了，腰板还像舞台学校的女生。

红色的毛衣，外面一件海虎绒背心。那是用七十年前一件大衣改的。

她点的是龙虾，是那种小龙虾。她拿着叉子，把龙虾抠出来，那样子有一种舞剑的美。

她说，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她真的是吃一点点。所以她瘦。

雨。

雨，于是想起杭州的烟霞洞，想起曾经的才子佳人。

在母亲的安排下，胡适迎娶了同乡江冬秀。在婚礼那天，他第一次见到了曹佩声，这个站在新娘边上的伴娘。这一见，便刻进了心里。曹佩声离婚了，继续着她的学业，胡适不管不顾的来到了杭州。

正是假期，在烟霞洞旁寺庙的客房里，一阴一阳之谓道。胡适与曹佩声做了三个月的神仙，以各自无悔的独白，惨烈的殉情，惨烈的殉性，一种彻底的解放，女人的温床上种植了合并的一棵树。

她怀孕了。

胡适提出离婚。江冬秀做出了一个女人歇斯底里般的对婚姻的拯救：以杀死自

　　老师说：“你应该写小说，不要继续无休止的在过去的旧事里找故事。

    我也很愿意按照老师说的去做。

   可是，很难。“过去”总是把我拐走。

  譬如，英伦才子朱利安去世后，布鲁姆斯伯里与“新月派”之间并没有断了联系。他的母亲范奈莎与凌叔华的通信往来，一直持续了16年。　　

凌叔华虽为小说家，但同样热爱绘画和书法。因此，也就和范奈莎有了更多话题。

1946年10月，凌叔华带着女儿离开中国去了伦敦。到英国后，在范奈莎的鞭策下，凌叔华画了很多中西合璧的作品——中国人眼中的英国风景。并多次在欧洲举行画展。　　

除了与范奈莎保持联系，凌叔华和伍尔夫也在朱利安去世后，开始通信。伍尔夫给凌叔华寄去了自己的著作《自己的一间屋》、《岁月》和《海浪》。她们探讨其中细节，凌叔华称伍尔夫为老师。之后，凌

皇冠出版社打破张爱玲贵族式的沉默，本月出版《小团圆》，去香港买书，然后去吃茉莉花餐厅。

在朱家角，一条巷子里，没有雨，阳光被裁成一条线，落了下来。

自然想起诗《雨巷》。只是找不到油布伞。

这样的巷子，在诗人的故乡杭州却是没有了，盖房子了。老居民不知道杭州城里曾经有过一个诗人叫戴望舒。

新春，除草。

巳丑年，正月初四中午，出去吃饭，在座的都是喜欢写字的。

席间，一位多日不见的评论员问：还看张爱玲呢？

我老实道：是。

评论员道：那就去看看何言宏的《王安忆的精神局限》。

回家，老实的找出来看，觉得好， 就一直看了下去。

在获得诸多好评的《王安忆的精神局限》中，何言宏指出的问题几乎都具有普遍性。比如在分析王安忆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生活细节时，他说，“在根本上，我们却很难对王安忆小说中的哪一个具体的细节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管是人物刻画、日常事象，还是日常经验，抑或是日常景观，王安忆所提供的大量细节至今没有震撼过我们，并为我们深刻记忆，这无疑是王安忆的日常生活写作最大的遗憾，也说明了她的写作存在的问题。”

他也认为，王安忆“人间情怀”的稀薄使其作品失去了基本的精神基点和价值立场。这也使得她的创作“将一个作家的艺术责任与社会责任割裂开来，‘封闭’于所谓的‘象牙塔’中制作一些

因为在写闻捷，看见这篇文章，很震惊，转发一下。

《文革当中被打死的第一个人是谁？ 》

卞仲耘，1916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也是文革时期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师大女附中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与毛泽东和其它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上学。

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干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联系。

在7月底，毛泽东下令把刘少奇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 撤出学校。7月31日，这所中学的高干子弟们便宣布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这帮由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被称为“老红卫兵”。文革发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底层群众揭发、监督党内高层干部，而“老红卫兵”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爹妈则把矛头指向党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