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作为兵圣典籍，都用了一定篇幅讲战争哲学。然而前者恢宏飘逸，灵贯千古，后者偏重实战实例，具有可操作性。他们都属于古代中原兵法。《尉缭子》兵法似兼备二者之长，既有宏观的战略道德正义哲理表述，更有实地分析，有时候，给人以客观主义的理性精神。通篇一阅，复思之，觉得它像是为秦人量身定做而成。此法只适合秦国使用，其他诸国受益有限。

    尉氏兵法，是一种理性很深的兵道将道，特别适合秦国君主一类人看，特别适合当时秦朝的数字化行政管理。

秦将战服

    我这里大概引用一些白话文的尉氏兵法，由陈继康、吴建华两先生根据史籍所译编。

    “作战没有必胜的把握，不可轻言作战；攻城没有必胜的把握，不可轻言攻城。否则，即使采用严刑重赏也不足以令人信服。威信要在平素树立，变故要在事前预见。兵员一旦集中就不能随便遣散，军队一经出动就不能无功而返。寻找敌人，要像寻找丢失的孩子那样迫切；攻击敌人，要像抢救落水的人那样奋不顾身。战争有靠谋略取胜的，有靠野战取胜的，有靠强攻城市取胜的。敢于战斗才能胜利，屈服退让只会失败。即使侥幸不败，也多是由于敌人以外地发生惊慌而偶然取得的小胜。偶然的小胜不能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不能取得全胜的将领，就谈不上有用兵的谋略。英明的将帅发动攻击时，实施正确的指挥，统一部队的行动，不强求胜利而必然取得胜利。发动战争必须把握时机，战争结束后也应当保持戒备。军队也有假装放松战备或故意示弱而取胜的，这是应为有完备的制度保证的缘故。这些制度使部队武器用具准备充分，应敌计划周密，组织指挥完善。所以，军队要有严格的编制，五人为“伍”设一伍长，十人为“什”设一什长，百人为“卒”设一卒长，千人为“率”设一率长，万人为“军”设一将军，这样才能周密完善。战斗中指挥官早上战死，早上要有人接替；晚上战死，晚上要有人接替。战前察明敌人的虚实，选好战帅，然后才能发兵作战。

临汾

    凡是集结军队，相隔千里不得超过十天，相距百里不得超过一天，必须集结在敌国的边境。部队集中，将帅到达后，应立即深入敌人腹地，切断它的交通要道，包围它的重要城市，迫使敌人困守孤城，处于危险的境地。同时组织占领地内的居民一同包围敌人，分别抢占险要地形，突击敌人的要害。敌人孤立无援，各条道路都被切断后再全面发起进攻，就可使敌军将领将帅丧失威信，官兵不和，士卒不听指挥，即使用刑也无济于事。这样，乘势打击敌人，援军尚未到达，守城敌军就已经投降了。

    敌人的交通设施、要塞堡垒和城防工事还未修好，障碍物还未设置，虽有城塞也不能防守。远处堡垒的敌军还未退入城里，守边的部队还未回城增援，虽有人也等于无人。敌人的牲畜还未集中，粮食还未征集，财物还未征收，虽有财产也等于没有财产。对这种城邑空虚而资产穷尽的敌城，我军应乘虚攻取它。兵法说，“我军进攻如入无人之境，敌人来不及交锋就已被打败”，就是指这种情况。

    像中国许多史书一样，《尉缭子》兵法合理地受到后人的质疑。从兵书内容来看，表面上是尉氏和魏惠王的对话。以魏惠王执政的年代来看，是前369年至前335年的事。于是有了两个尉缭子，一个在秦孝公的年代，一个在秦始皇的年代。我在前博中提到的人是秦始皇年代的尉氏；后来文中提到的内容，是战国中期秦孝公、魏惠王的事，希望网友理解。我也省去了大量的考证时间。

    从各方面看，尉氏在秦孝公时代（前361年—前378年）较为合理。也可能秦始皇时又有一个魏国军事家投秦助秦。但秦之档案已被项羽焚光，无从查证，把两人的故事安到一个人身上了。